杭州夜景 摄影：沈俊杰
1999年，受到国外举办“网络生存测试”的启发，在国家信息产业部信息化推进司指导下，一家叫做“梦想家中文网”的台湾网站和人民日报、北京卫视等十家大陆媒体主办了一项中国的网络生存测试：
受试者在主办方准备好的酒店里，没有吃的喝的甚至铺的盖的，有一些现金和数字货币，只借助互联网的情况下生存72小时。
那年，主办方在北上广三个城市招募参赛者，一时应者云集，多达5068人。
最小的9岁，最年长的73岁，都来自北京。来自上海的报名者数量最多。广州的报名者则更关注网络商机，打算利用网络做生意，还有很多广州报名者希望能网上交友。
报名者在报名表上填写的“心愿”五花八门，一位上海女孩称要在这72小时中给各国元首发电子邮件，主题是和平，一位男性网民则写道：
希望这三天能买到啤酒喝。
这5000多位报名者，经过抽签、线上投票和媒体评审，最终选出12人。1999年9月3日下午两点，72小时网络生存测试开始了。
在这三天里，有参赛者成功通过永和大王的网站订购了油条豆浆，有人成功购买了一台饮水机，还有人买到了电饭锅和一箱方便面，还有上海参赛者突发眼疾，上网求救，与之聊天的一位上海网友携带眼药水火速赶到。
由于“网龄”不同，参赛者72小时的生活质量也因此不同。
有人开起了花店，最后还盈利了150元，有人则因为不会上网订餐而水米未进，一位持有中国银行卡的上海参赛者找到了唯一一家能用此卡的上海商户，填写资料并提交成功后，却被告知货品将在5到7个工作日内送达。
最终，12位参赛者中，11位最终完成了生存测试。来自北京的一位参赛者，因为穿着自己网购来的衣服走出房间，以及曾买到化妆品而获得“网络生存质量奖”。
比起21年后平常的网络生活，21年前像是荒野生存真人秀。
2020年春节前，新冠肺炎爆发。武汉封城，全国各地开始不同程度的封闭管理，经济生活被按上了暂停键。
那一两个月，很多种情绪轮番更替，但在大多数城市，经历短暂的“定闹钟抢菜”之后，日常生活需求问题反而成为最不闹心的那一个。比起1999年，2003年，依靠互联网生存、数字生活不再像超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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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夏天，非典袭来。在北京、广州非典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患者和疑似患者被隔离起来，北京小汤山医院7天建成。
人们大多靠板蓝根、熬醋、测体温度过了那个夏天。那个时候，上网之于大多数人还非常陌生，更别说网络化生存。
但网购已经在路上。2003年初，成立还不到4年的阿里巴巴决定上线一个秘密项目，跟当时的美国电商巨头eBay正面刚。一些技术人员被悄悄叫去小黑屋签了一通自己都未必看得懂的英文协议。
2003年5月，杭州出现非典患者，其中有一个还是阿里巴巴员工。当时不到800人的阿里巴巴不得不让大部分员工在家办公。但是非典也没能阻止这个秘密项目的上线。这个项目叫做“淘宝”，5月10日，淘宝上线。
那时，曾经做过中国黄页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已经有了Alibaba.com，1688。内贸和外贸都齐了，但是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没能在网上做生意。
最初的淘宝，就像是把线下的商贸集市搬到了线上，但又远比线下的集市丰富、有趣。不光有卖衣服的，还有卖大宝剑的、卖空气的、甚至卖灵魂的……什么店铺都有。
17年后，“淘”的方式有了变化。从最早的点旺旺的链接，跟卖家讨价还价听那一声“叮咚”，成了今天看淘宝直播，边看边买。4月6日，央视主播朱广权和淘宝主播李佳琦的小朱佩琦组合，一晚就联手卖出了4100多万元的湖北农货。
从淘宝开始，后来有了天猫、聚划算，中国的线上交易系统建立了起来。2020年5月22日，在阿里新公布的年报里，阿里经济体的财年GMV超过了1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在淘宝、天猫、聚划算等这些平台上，买卖的总金额超过了浙江省2019年的GDP，介于荷兰和印尼之间的国家GDP，可谓是世界第17大经济体。
现在，有8亿多人都能过上21年前网络生存测试获胜者的生活：
能在当天或第二天穿着自己网购的衣服走出来。
并且更进一步：在线下商铺尚未恢复时，率先恢复的是网店销售。有不少剁手族，疫情期间不光在淘宝上买东西，还跟做淘宝直播的主播聊天，尤其是位于湖北的企业：
你们可一定注意安全啊。
诞生于17年那场非典之中的淘宝，似乎又让人回到了那个相互依偎、发现小乐趣、不知道对方年纪性别只能叫“亲”的时候。
人们后来经常分析淘宝为什么成功和eBay为什么会失败，列出的原因有这么几个：
淘宝上开店铺是免费的eBay是收费的；eBay的二手交易模式不适合当时的中国（当然2014年成立的“闲鱼“是另一个时代的故事），淘宝在阿里铁军铸就的B2B基础上，把中国中小店铺带到线上才是正道；阿里文化和对客户的深入理解，eBay这种外企难以匹敌……
在诸多成功原因中，有一条是颇有共识的，那就是支付宝的成立。
淘宝+支付宝，中国的数字化进程从此有了两大基础设施：电商交易平台和信用支付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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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上线打开了很多人的新世界。但是交易规模还是上不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网购交易的达成，基本还是同城交易比较多。
大家用互联网牵上线了，再线下交易。这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完全没有体现网络的作用，可涉及到钱，大家的想法也很朴素：隔着网都是陌生人，钱打过去，收不到货可咋办呢？
淘宝的人也愁。
2003年的中国互联网，不少时髦的、脑子活的人爱逛淘宝，当时淘宝的论坛可谓时尚先锋。有些网友说了，如果淘宝愿意居间做一个居中的见证人，那我就能放心在淘宝上买东西了。淘宝出现前，也确实有一些论坛的“网购“是这么做的：
请版主当话事人，钱先汇给版主，到货了再由版主给卖家。
这个想法启发了淘宝的技术人员用一种新方式解决问题——担保交易。淘宝应该推出一个类似担保人角色的功能。实际上在担保交易推出之前，淘宝也想过国外PayPal的做法：信用卡模式。但当时，中国的信用卡也才刚刚起步：
2003年8月，建行才推出第一张双币信用卡。
等不了了。2003年10月18日，淘宝上线了担保交易功能。后来，这个功能越用越顺，越来越强大，淘宝的交易量上来了，这个功能也该拥有自己的姓名了——这就是后来的支付宝。
几年之后，由iPhone面世而开启的移动互联网在中国普及。这个为了解决淘宝的交易问题而产生的产品，后来功能变得越来越强大：
能买东西，理财，买保险，缴水电煤，申请贷款，查社保，医院挂号，车辆违章缴费，还能偷蚂蚁森林能量种树……
网购、公共服务、二手交易……甚至有人相亲时都用支付宝查下对方的芝麻信用分——一个网络世界的信任系统建立起来了，它起于网上，延展到了现实生活。
2017年，支付宝推出了小程序：开发者可以基于支付宝的平台和开放的接口，开发功能，租车、租衣服、家政服务……只要涉及交易的服务场景，都能用小程序实现。
2020年2月11日，支付宝上线的一个小程序成了人们出行必备：
健康码。
这时，支付宝的活跃用户已经数以亿计，各地政府跟支付宝合作，用手机上的码代替各种表格：用户自己填写自己的健康状况，是否接触过患者、疑似患者等信息，上传与政府的相关信息匹配后，形成不同颜色的健康码。进小区、商场出示健康码，绿码通行，红码隔离，黄码居家，跟交通指示灯一样通俗易懂好执行。
2月11日，杭州健康码上线。不到7天时间，健康码落地城市超过200个。2月16日晚上10点，全国首趟复工人员专列由贵阳抵达杭州东。杭州东腾实业有限公司的王珍波和他的13名老乡，凭借手上的健康码，成功返杭。
以往需要盖8、9个章的事情，一个码解决了。有人把健康码比作“电子路条”。而这个码更深刻的意义则在于，数字平台在社会危机时参与并提升了城市治理的效率和效果。
以前“上面说‘一级防控‘，下面恨不得把一个小区都用铁链子锁起来，管理执行过程中往往是层层加码，原因就是缺乏执行的标准，数字化的方式能统一标准，部分的解决这个问题”。
说这话的是钉钉CEO陈航，花名无招。填写健康状况、从而保障疫情期间的人员流动安全，最早就是来源于钉钉应用在阿里员工内部的“健康打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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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陈航正在经历着一个关键时刻。他之前所在的团队做的社交产品“来往”失败了。2014年正是外界认为阿里处于“移动互联网焦虑症”的时候：
腾讯已经有了微信，可阿里有什么？
阿里旺旺是买家卖家沟通的通讯工具，可已经是电脑时代的产物了，“来往”没有做成，但来往团队的人不服：一定还能做点什么。陈航就是那个最不服的人。
购物能搬到线上了，城市服务能搬到线上了，在此之前，聊天也能搬到线上了，企业组织能搬到线上吗？这就是钉钉要解决的问题。
跟其他钻研人性的社交软件不同，阿里擅长的是做生意，熟悉的是中小企业，所以钉钉要理解的就是中小企业的“人性”。
微信不设置消息的“已读”、“未读”，但是钉钉得有，聊天当中不会以效果衡量，但企业必须考虑效率和结果。微信没法传送30M以上的文件，但钉钉必须可以，同事之间发送的文件，从word到几个G的视频，钉钉必须都能抗住。
而最重要的是，钉钉让一个企业组织变的扁平和透明了。
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对餐饮、食品类企业影响最大。老乡鸡、良品铺子就是靠钉钉组织员工远程协调，安阳钢铁、河南能化这些员工数数以万计的企业，也是用钉钉开会。阿里本身就是一个运转在钉钉上的企业组织：
这家已经拥有11万员工的公司，正常情况下应该至少7、8万员工在园区，而疫情期间只有300多员工在园区。
2019年6月，钉钉的用户数是2亿，经过了疫情的2020年3月，钉钉用户数已经突破3亿。一个此前总被视作“和微信聊天差不多”的APP，角色变了：数字化办公的基础设施。
全国3亿用户、1500多万个企业、钉钉疫情期间的峰值流量，大约是中国所有视频、直播流量加在一起的5倍到10倍。这么大容量、堪比双11的峰值，得多强的技术设施才能承受？
钉钉现在已经是企业的一个在线化基础设施，但陈航说起来，不免感慨钉钉是站在前人基础设施的肩膀上——中国三大运营商在带宽、接入方面的不断投入和升级，是如今钉钉这些在线服务的基础。有意思的是，中国联通现在是钉钉的战略伙伴，在不少地方，正是这些伙伴充当了钉钉的“布道师”。
光有合作伙伴是不行的，还得自身硬。钉钉能撑得住这么高的峰值，离不开它的老大哥——早于钉钉5年成立的阿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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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9日，时任Google首席执行官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在搜索引擎大会（SES San Jose 2006）首次提出“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概念。2007年，Google和IBM正式开始推广云计算。2008年，IBM在全球推出Smart Planet（智慧地球）的战略。但是听过当年IBM宣讲的业内人士不无吐槽：
那时候更多是把智慧地球当成一个新瓶，把服务器这老酒卖出去。
2010年的深圳IT领袖峰会上，持同样意见的马化腾和李彦宏，就是这么看马云的：
他们一个认为云计算太遥远，一个认为云计算就是新瓶装旧酒。
同行业对云计算的后知后觉至少给阿里带来了一个意外福利：一些原来专攻技术系统、云计算的人才投奔阿里麾下。后来带领团队做出蚂蚁金服自研数据库Ocean Base的核心人物阳振坤，就是在2010年入职阿里。
2009年的阿里并无需要用概念包装技术来提升销售的压力。但那时的阿里面对的问题是更现实的：2006年左右，淘宝尚无今时今日的体量，但增速惊人。技术成了业务发展的瓶颈：
以前的技术和设备，太贵了、太慢了。
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阿里在内的互联网公司使用的是被称为“IOE”的技术设备，即IBM的小型机、Oracle的数据库，EMC的存储。这三家美国公司是IT时代的巨头，但到了互联网时代，海量数据的存储和运算要求系统具有高弹性：
不是像房子一样需要一个盖一个，而是要像积木一样灵活扩展、增加，同时也要快速响应。
那时的淘宝技术人员回忆，经常是遇到一个问题了，手册上没有，把问题翻译了之后邮件过去再过来，往往一个月过去了，互联网行业瞬息万变，一个月之后那个问题还存不存在都不一定了。
太贵、太慢，让阿里开始在IOE之外寻找自主的、可替代的技术系统。而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阿里首先对自己要做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2007年9月，在宁波的一次重要会议之后，阿里的管理者把未来十年的阿里战略总结为， “打造一个开放、协同、繁荣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2008年，阿里云创始人王坚从微软亚洲研究院加入阿里。
开放的基础是自主，王坚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去IOE。阿里要研发属于阿里的底层计算架构，这个系统被命名为“飞天”。
不过，放着成熟的数据库、小型机不用，要用自己研发的系统？哪个业务敢交给你放到你那上面？尽管得到了马云的鼎力支持，阿里云最开始的五年并不好过：
让业务上云，无异于高速路上换轮子，开着飞机换引擎，因为2008年下半年的淘宝、支付宝用户，已经接近1亿，国民级应用已经不允许有差错。
那就先从“非核心”业务开始吧。现任蚂蚁金服CEO胡晓明当时搭建的“阿里小贷”（网商银行前身）就是当时的“非核心”业务之一。
2013年，飞天测试成功。它的成功带来了“筑巢引凤”的效果：有了飞天做“保”，有了“让算力向水电煤一样普惠、易得”这样的愿景做“饼”，一批国内外顶尖的人才陆续来到阿里。
2013年开始，群贤毕至，阿里星光熠熠。金榕、鄢志杰、任小枫、司罗、华先胜、元尊、周靖人、李飞飞、王刚、蒋国飞、漆远、张辉、施尧耘、贾扬清……“以前基本上从新闻和技术网站上看到的名字，突然成了自己的同事和老板，还是真的”。
2014年，胡晓明从蚂蚁金服调至阿里云，担任阿里云总裁。从2014年开始，阿里云开始了快速商业化，这也对中国IT和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产生了长远影响：
云计算代替IOE，不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有理念的碰撞。
传统IT厂商的玩法是，提供设备不提供服务，用高毛利的私有云业务来卖设备，维持技术人员等的高成本。而云计算模式全然不同，从成本中心转向营收中心，从卖设备的一锤子买卖变为共同成长再分享收益。
飞天测试成功两年后，2015年，国产服务器已占据半壁江山，而国产存储的市场占有率也接近五成，在数据库领域也涌现出一批中国自主创新企业。传统IT厂商也在向开放开源、分布式、云计算转型。
阿里云逐渐被更多行业接纳。金融、零售、制造……2017年，云栖大会的一则视频让观众感性的知道了什么叫智慧城市：
让机器运用大数据对杭州中河高架进行智能调度，现在可以平均节省约10%的通行时间，相当于为每位司机节省了5-8分钟。
城市大脑现“接管”杭州128个信号灯路口之后，120救护车达到现场的时间缩短了一半；104个路口实现了无人调控交通信号灯。——阿里云的另一个客户来了：政府机构。2017年开始，从杭州到重庆，从澳门到吉隆坡，阿里云从此深入参与城市治理。
也是在这一年的云栖大会上，阿里达摩院宣布成立，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阿里云智能事业群总裁张建峰担任达摩院院长。
一年后，平头哥半导体公司成立。阿里巴巴成为一家名副其实的世界顶级高科技公司。
2019年10月，阿里云创始人王坚被评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让阿里技术人备受鼓舞：
这是对中国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认可。
技术不只是高精尖、造火箭卫星，有了互联网，技术可以服务于真实的商业场景，产生社会价值。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中国带来巨大考验，阿里云更是大道在肩，为加快疫苗及药物研制，宣布向全球开放算力；快速开发的码引擎支撑健康码在全国各地开花；极致扩容，支持钉钉服务1.3亿学生上网课及1500余万家企业组织在线协同；达摩院推出的AI诊断能把准确率提高到99.6%，并把这种技术通过阿里云搭建的公益平台，分享给国际医疗界。
阿里云智能总裁张建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阿里云将全力投入数字经济新基建，将阿里巴巴20年建设的技术能力带给全社会，帮助政府和企业建设面向未来的新型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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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阿里云的技术默默支撑着互联网服务的稳定、安全，在另一条可见的战线里，技术和社会的关系更为紧密——物流基础设施。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封城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物资尤其是抗疫物资怎么运进去？
那时候，无数电话涌入菜鸟网络，大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捐了一批物资，但是没法运回国内，能不能帮忙？此时，疫情已经让许多国际航班开始断航。
菜鸟决定，无条件为抗击疫情服务。用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兼CEO张勇的话说，菜鸟立刻“民用”转“军用”。菜鸟公布了一个400电话，社会各界的抗疫物资，可以拨打这个电话，由菜鸟网络协调运送，并且免运费。
2016年杭州G20时，马云发起服务于中小企业外贸的eWTP的倡议，被写入G20公报。这个名词看起来复杂，用大白话说就是通过机制协调，让全球中小企业更容易的做买卖。过去三年，阿里的eWTP网络已经落地吉隆坡、比利时列日等地。
运往中国的抗疫物资，通过eWTP的网络协同、菜鸟和物流合作伙伴的合作，成了一场国际接力赛。养兵千日，在应对社会突发危机中用兵一时。
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晨曦刚刚出现在天际时，eHub的仓库里，一块应急保障区域迅速被分割出来。莫斯科还是深夜的时候，司机们从家里穿上厚厚的皮大衣来到了货仓，准备随时接收物资。比利时的列日，第一批货已经拉到了机场门口，等待入库。
关务、运力、航空公司、物流公司，抗疫物资怎么快速清关，口罩在全球有多少种标准，航空公司有没有空的机腹舱，都是菜鸟要解决的问题，国外的eWTP，国内的四通一达，货来了，还会遇到不少突发状况，货车被拦、人员被隔离、政策不断变化，必须要去立即解决沟通。疫情期间的菜鸟，当得上“网络”一词。
比如，从澳大利亚到贵州镇远的2万只口罩，仅仅花了6天时间，就抵达了当地，成为了医护人员的铠甲。
兵贵神速。一个做电商起家的公司，是怎么做好一个物流运输枢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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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3年申通成立开始计算，中国民营快递的历史，阿里的双11差不多占了一半。
1992年底，上海市浦东新区被正式批准设立，把进出口贸易带的红红火火。
为了不耽误货物出口，杭州外贸公司的报关单需要第二天送达上海，可邮政快递最快要三天。
怎么办？有困难的地方就有生意。
浙江桐庐夏塘村的聂腾飞，偶然间看到了零单快递这门生意的机会，说干就干。他拉上妻子陈小英、工友詹际盛，在杭州市湖墅北路的一间破屋子里成立了“盛彤”（申通的前身）。
申通开了个头。后来詹际盛离开申通创办天天快递，聂腾飞意外事故去世后，聂腾飞的弟弟聂腾云离开申通创办韵达，陈小英则和哥哥陈德军一同打理申通。陈德军的小学同学张小娟和丈夫喻渭蛟创立了圆通。陈德军的另一位同学，已经做木材生意发家的赖梅松则在上海成立中通。
2005年春节前，圆通老板娘张小娟在淘宝上买了一件皮大衣，结果等到年三十，皮衣也没送到，她就抱怨淘宝的物流很不靠谱。
喻渭蛟问她，什么是淘宝？
这个问题改变了圆通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民营快递的格局。
2005年圆通、亚风等快递公司开始与淘宝合作时，淘宝能给两家提供的业务单量仅有1千多单，到2009年，申通日均业务量已逼近百万大关。
2009年夏天，当时兼任淘宝商城（天猫前身）总经理的张勇出差前给同事们安排了一个任务：11月份干点儿啥，把成交量往上拉一拉。第一个双11就此产生。
第一个双11给快递业创造了一个超级大客户，在这个大客户下单前，政策大礼包也来了。
2009年10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简称新邮政法）正式颁布实施。不敢把“快递”加到公司名上的民营快递，终于摆脱“黑快递”的身份，获得法律地位和认可。
双11一年比一年火。比交易峰值更直观的是快递包裹的增长，跟大家高涨的热情相比，2013年前的双11到货太慢了，一个新词出现了：
爆仓。
市场的问题终究还得靠市场解决。阿里也清楚物流快慢影响购物体验。在第一个双11出现之前，阿里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张勇对外表示， 2009年淘宝会联合国内诸多物流企业，在京、沪、深等地与第三方共建物流基地和配送中心。
2012年双11刚过，马云就和张勇、童文红等人去上海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童文红当时负责阿里巴巴集团的置业板块（后来她先后担任过菜鸟网络COO、CEO、董事长）。他们试图探讨出解决中国物流问题的一个路径。
开会的不只有这几个阿里人，还有时任银泰集团董事局主席的沈国军、银泰CEO陈晓东。
“头脑风暴”的最终成果就是决定组建一家新公司，以技术驱动社会化物流资源，新公司的大股东除了阿里巴巴和银泰集团之外，还有郭广昌执掌的复星集团。
公司叫什么名呢？有人提议叫闪豹、有人说叫地鼠（跟天猫相对应），马云则提议叫“菜鸟”。
名是这么叫，看这个顶流配置，谁会觉得它们是菜鸟？
但菜鸟做物流的方式跟别人确实不同。
2014年加入菜鸟的万霖，后来成了菜鸟的总裁。他此前曾在亚马逊干过9年供应链，觉得菜鸟很不一样：
当时全球其他地方每天的物流订单也就不到1000万单，但菜鸟面对的是一天几千万订单，更别说双11时上亿的包裹。
在亚马逊的时候，亚马逊每天的包裹数占美国包裹数量大概不到一成，大家更多是专注自己的事情，但菜鸟平台上流转的包裹，超过了中国包裹数量的一半，菜鸟的一举一动关乎行业。
在站稳脚跟后，菜鸟对行业的影响马上就来了：
电子面单。
在与全国13家主要快递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后，2014年7月菜鸟正式上线电子面单。对快递公司，尤其通达系来说，菜鸟的这个举动相当于一次全物流行业的数字革命。
2017年双11，爆仓没有了，人们彻底感受到了物流的“快”：双11的三天里产生了10亿多个包裹，菜鸟网络用了一周的时间送完，抵达世界各个角落。而这一年，中国全年的快递业务量突破400亿件，日均破亿。
2020年1月底到4月，菜鸟从全球39个国家和地区，送达7300多万件医疗物资到中国。并从中国向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送达了6200多万件医疗物资。背后就是菜鸟联合物流伙伴打造出的一条条绿色通道。
7年时间，阿里用社会化协作、数字技术升级的方式打造了一个新的基础设施：
智慧物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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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超时空同居》里，生活在2018年的佟丽娅看生活在1999年的雷佳音像是看怪物，雷佳音也看不惯佟丽娅把Siri当成自己的免费助理显摆：
你有本事，你有本事让他送顿饭试试。
佟丽娅立马点了个火锅外卖，一块儿上门的还有徐峥，负责甩面。
雷佳音立时傻眼。放在今天，不过就是打开手机，用饿了么点了个海底捞。
疫情期间，在这段充满情绪波动的极限生存测试里，不少人说命是外卖小哥“给”的：米面粮油，瓜果蔬菜，口罩消杀。还有人给远在武汉的亲戚朋友下单，就为了让外卖小哥看看被小区大门和口罩隔着的朋友还好不好，送一句安慰的话。
几年前盒马、饿了么成立的时候，他们尚无法想象在危机时刻，自己之于一座城市的意义。
饿了么诞生于2008年，由当时还是上海交大系读硕士的张旭豪创立。
小而美的想法只能改变一部分人的生活，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才能改变多数人的生活。
2018年4月，阿里全资收购饿了么，同年10月，成立本地生活事业部。背靠整个阿里平台的支持，外卖才真正迎来大发展，成了跟城市生活紧密相连的一部分：能送吃的、喝的，还能送药、送鲜花，送电影票…………到疫情中，甚至开始送运动鞋、送化妆品、送博物馆文化。
2018年7月12日，上海的饿了么单日订单销售额突破1亿，成为首个达到这个数字的城市。中国人口最多的一线城市上海，似乎也是在用这种方式展示着一种新的城市生活方式：数字生活。
同样都可以送外卖，盒马和饿了么的方式大不相同。2008年，淘宝的网络零售交易总额占中国社会零售品总额达到1%，同年天猫诞生，第二年出现第一个双11；而2014年是什么年份？2014年开始，消费对GDP的拉动作用愈加明显。与此相伴的，是中国品牌的增长和消费升级。阿里用两个产品勾住了这两个趋势：
一个是天猫，一个是盒马。
2015年，盒马在阿里内部孵化出来，张勇非常看重这个项目，为了让盒马初期免受过多打扰和品评，张勇特地把盒马的大本营放在了中国消费趋势的风向标城市上海，而非阿里的老家杭州。
2017年7月14日，马云和张勇来到盒马上海门店，马云吃着从水箱里现捞上来烹饪好的帝王蟹，说“（配的）这个酱汁味道好，我从来没吃到过这么好吃的……”
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盒马一下爆红，大家一个是想尝尝帝王蟹是不是真那么好吃，更重要的是，盒马门店3公里之内的小区，30分钟内能送到。
这一点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住在“盒区房”的人可以烧上水备上油，等30分钟鱼虾来了蔬菜来了下锅。既不那么麻烦，又能见缝插针的享受一点做饭的氛围。
这不就是个高级超市嘛。很多人认为盒马的优势在于30分钟送到，以至于很多后来者纷纷打出29分钟送到的广告语；还有人认为阿里提的“新零售”就是个幌子，盒马无非就是卖得贵了点，新鲜了点，丰富了点。
但盒马的功夫在丰富和速度之外。33个常温和低温仓、11个加工中心和4个海鲜水产暂养中心，本地化的供应链，不经过中间商而是销售数据分析预测销量，直接与种植户签约。除了这些数字化的运营方式，背后则是整个阿里多年积淀的技术能力。
功夫在平时，用时见真章。
2020年1月25日，阿里发布“就这么干了！”综合驰援武汉计划，阿里用得上的所有业务都上阵抗疫。盒马、饿了么负责的就是各地基本生活的保障，并给武汉医护人员免费送一日三餐。数千位饿了么蓝骑士组成的志愿队，和全国超过500家餐饮品牌一起，疫情期间给全国的重点抗疫医院送去了近50万份餐点。
武汉封城的76天里，盒马在武汉的18家门店不打烊，饿了么外卖小哥不放假，人们可以通过他们的APP点外卖，那时候各地的防控政策不同，大部分地区每户只能隔一天出一次小区，但外卖可以每天点，每天取。
3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刊载了一组疫情之下的面孔：有美国华盛顿州的柯克兰疗养院，有伊朗德黑兰的阳台，来自中国的一位外卖小哥成为其中唯一的华人面孔。职业所代表的城市基础设施，让职业换来了更高的尊重。
当年张勇决定要收购饿了么的时候，当年马云和张勇吃帝王蟹的时候，应该料想到了两者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但没料想到 “新零售”、“数字生活“后来在中国面临历史上没有过的供应能力压测时发挥这么巨大的作用。
有了这些数字生活基础设施，21年前的网络生存测试成了日常的网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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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需要锤炼，新基建更需要远见，背后其实都是使命和责任。
2002年，杭州市第九次党代会上明确了杭州市未来的发展目标：建经济强市、创文化名城，实施大都市发展战略，推进旅游国际化战略。看似平平无奇的几句话，带来的是一个影响杭州发展的重要举措：
西湖免费了。
2002年，西湖免费开放了78个景点，占景区景点总数的90%。游客拍手叫好，景区心里叫苦：免费，意味着一年少了4000万的门票收入，而维护景区的投入则一点不会少，还会因为游客增加而增多。
但杭州市政府的眼光更为长远：免费可以激活杭州的周边服务业，能打造软实力。门票免费了，你来杭州游玩，买纪念品，能不收费？
杭州这种平台思维无疑非常时髦，就像平台型的互联网公司一样：
基础设施免费，其他增值服务收费。
基础设施的打造耗时耗力，要耐得住性子抵得住质疑，而收获也非常丰厚：
2002年十一黄金周接待游客人次是200万，2016年，这一数字达到了458万人次。
数字增长的背后，一方面是西湖免费之后杭州软实力的增长，另一方面则是那年9月，杭州G20召开了。
回过头来看，G20显然是近年杭州发展的分水岭。那个秋天，杭州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中国新型都市的模样：它并非政治、经济资源集中的超级大都市，也并非仅靠西湖、南宋都城等久远的历史标签。它代表了一种崭新的发展模式：
数字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城市。
即使是小面馆也能用支付宝，坐公交地铁可以扫码，缴水电煤费用、医院挂号、交通违章处理、查社保补个税，全都一部手机解决：
不求人、不麻烦人。
杭州的下沙，因为淘宝衍生的电商公司、网红公司成批出现；在杭州西湖区的云栖小镇，每年秋天的云栖大会，技术专家、跨界名人、各地政府人士高朋满座。
那年的云栖大会上，杭州市政府与阿里云宣布了一个重要合作：
推出了全国第一个城市大脑。
城市大脑在交通领域的应用，让杭州在全国的拥堵排名从第3名降为第57名。这种政企合作，被视为互联网公司参与融入城市发展、城市治理的一个重要节点。
2020年2月初，疫情处于防、治、管的关键时期。病毒需要隔离，但人的正常活动还是要有序进行。2月7日，杭州市余杭区推出了余杭绿码，这成为后来普及全国的健康码的雏形。2月11日，杭州市政府和支付宝、阿里云合作，推出了杭州健康码，随后扩展至浙江全省，不到7天，健康码覆盖200多个城市，成了特殊时期的“电子路条”。
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的家乡就在杭州，在回忆年初疫情时他这样问，如果杭州没有平时的积累，“等到今年年初疫情暴发，市委书记拍脑袋说，明天我们搞一个杭州绿码，能行吗？肯定不行。”
2020年2月19日，西湖正式恢复开放，成为率先复工的景区之一，来西湖的游客可以预约，并出示健康码——那时距武汉封城尚不到一个月。
这之后，杭州的防控举措时常上微博热搜，被视为城市防控政策的风向标：
复工、恢复公交地铁、娱乐场所开工……数字化的杭州方案，成了全国“抄作业”的范本。
上海、郑州、海南、江西……疫情之下能快速安全复工复产的省市，多是在数字化方面有所积淀的地区。副局长驱车从赣州到南昌的阿里分公司请教，杭州市领导带着阿里工牌在阿里健康码项目室和技术人员讨论……新的数字基础设施，让所有人在疫情大考面前有了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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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夏天，杭州西湖明珠电视台“明珠欢乐夜”节目做了系列公益专场。那年，杭州连续发生了好几起因为窨井盖被盗而引发的人身伤亡事件，明珠台决定做一期街头测试：
市民遇到偷窨井盖的人，会不会上前干涉？
“我们在文二路靠近教工路路口找到了一个窨井盖，让人假装在偷，又在50米开外的一幢单元楼里架上摄像机，拍路人的反应。”当时的制作团队回忆。
当晚通过测试的杭州市民并不多，只有一个叫马云的年轻人：
这个骑自行车路过的小伙子，来回兜了几圈，最后忍不住上前呵止。
后来马云回忆他当时的心理活动，“看到几个人好像在偷窨井盖，人家个子那么大（我打不过），就骑着自行车到前面去找人，看有没有警察，最后也没找到警察。我脑子想到前几天报纸上登过有小孩子掉进窨井盖里淹死的新闻，我觉得影响还是不小的。我回过去，骑着自行车，一只脚跨在自行车上，大声说你们把它抬回去，他们几个人看了我一眼，我估计他们要是冲过来，我肯定得跑。”
那时候的马云，刚刚辞职下海创立海博翻译社，4年后创立阿里巴巴。“如果你自己不采取一点小小的行动，这个变化跟你没关系。如果你有一点行动，你就可能是这个变化的受益者。”马云在2003年的一次采访时这样说道。
2020年3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张勇的一篇署名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张勇谈及如何看待“新基建”：“当我们从工业经济迈向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内涵也随之革新”，新基建“一端连接着巨大的投资与需求，另一端连着不断升级的消费市场”。
与17年前相比，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平台已早已不只是年轻人耍耍时髦买东西的地方，它已经深深融于实体经济，成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1999年，阿里巴巴成立。20多年来，这家起于电子商务的互联网公司已经彻底蜕变为一家技术公司。
它包含数字商业、金融科技、智慧物流、云计算、本地生活、文化娱乐等场景，覆盖以数以亿计的消费者和数千万的中小企业。它促进了中国消费市场的繁荣，开拓了民营企业的市场空间，建立了基于网络的社会诚信体系、社会物流网络、云计算平台，并沉淀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商业基础设施。
这些，恐怕是25年前的侠义测试时，电视镜头里杭州市民马云所未曾想到的，但却由如今的阿里巴巴实现和推进着。
1999年，受到国外举办“网络生存测试”的启发，在国家信息产业部信息化推进司指导下，一家叫做“梦想家中文网”的台湾网站和人民日报、北京卫视等十家大陆媒体主办了一项中国的网络生存测试：
受试者在主办方准备好的酒店里，没有吃的喝的甚至铺的盖的，有一些现金和数字货币，只借助互联网的情况下生存72小时。
那年，主办方在北上广三个城市招募参赛者，一时应者云集，多达5068人。
最小的9岁，最年长的73岁，都来自北京。来自上海的报名者数量最多。广州的报名者则更关注网络商机，打算利用网络做生意，还有很多广州报名者希望能网上交友。
报名者在报名表上填写的“心愿”五花八门，一位上海女孩称要在这72小时中给各国元首发电子邮件，主题是和平，一位男性网民则写道：
希望这三天能买到啤酒喝。
这5000多位报名者，经过抽签、线上投票和媒体评审，最终选出12人。1999年9月3日下午两点，72小时网络生存测试开始了。
在这三天里，有参赛者成功通过永和大王的网站订购了油条豆浆，有人成功购买了一台饮水机，还有人买到了电饭锅和一箱方便面，还有上海参赛者突发眼疾，上网求救，与之聊天的一位上海网友携带眼药水火速赶到。
由于“网龄”不同，参赛者72小时的生活质量也因此不同。
有人开起了花店，最后还盈利了150元，有人则因为不会上网订餐而水米未进，一位持有中国银行卡的上海参赛者找到了唯一一家能用此卡的上海商户，填写资料并提交成功后，却被告知货品将在5到7个工作日内送达。
最终，12位参赛者中，11位最终完成了生存测试。来自北京的一位参赛者，因为穿着自己网购来的衣服走出房间，以及曾买到化妆品而获得“网络生存质量奖”。
比起21年后平常的网络生活，21年前像是荒野生存真人秀。
2020年春节前，新冠肺炎爆发。武汉封城，全国各地开始不同程度的封闭管理，经济生活被按上了暂停键。
那一两个月，很多种情绪轮番更替，但在大多数城市，经历短暂的“定闹钟抢菜”之后，日常生活需求问题反而成为最不闹心的那一个。比起1999年，2003年，依靠互联网生存、数字生活不再像超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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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夏天，非典袭来。在北京、广州非典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患者和疑似患者被隔离起来，北京小汤山医院7天建成。
人们大多靠板蓝根、熬醋、测体温度过了那个夏天。那个时候，上网之于大多数人还非常陌生，更别说网络化生存。
但网购已经在路上。2003年初，成立还不到4年的阿里巴巴决定上线一个秘密项目，跟当时的美国电商巨头eBay正面刚。一些技术人员被悄悄叫去小黑屋签了一通自己都未必看得懂的英文协议。
2003年5月，杭州出现非典患者，其中有一个还是阿里巴巴员工。当时不到800人的阿里巴巴不得不让大部分员工在家办公。但是非典也没能阻止这个秘密项目的上线。这个项目叫做“淘宝”，5月10日，淘宝上线。
那时，曾经做过中国黄页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已经有了Alibaba.com，1688。内贸和外贸都齐了，但是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没能在网上做生意。
最初的淘宝，就像是把线下的商贸集市搬到了线上，但又远比线下的集市丰富、有趣。不光有卖衣服的，还有卖大宝剑的、卖空气的、甚至卖灵魂的……什么店铺都有。
17年后，“淘”的方式有了变化。从最早的点旺旺的链接，跟卖家讨价还价听那一声“叮咚”，成了今天看淘宝直播，边看边买。4月6日，央视主播朱广权和淘宝主播李佳琦的小朱佩琦组合，一晚就联手卖出了4100多万元的湖北农货。
从淘宝开始，后来有了天猫、聚划算，中国的线上交易系统建立了起来。2020年5月22日，在阿里新公布的年报里，阿里经济体的财年GMV超过了1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在淘宝、天猫、聚划算等这些平台上，买卖的总金额超过了浙江省2019年的GDP，介于荷兰和印尼之间的国家GDP，可谓是世界第17大经济体。
现在，有8亿多人都能过上21年前网络生存测试获胜者的生活：
能在当天或第二天穿着自己网购的衣服走出来。
并且更进一步：在线下商铺尚未恢复时，率先恢复的是网店销售。有不少剁手族，疫情期间不光在淘宝上买东西，还跟做淘宝直播的主播聊天，尤其是位于湖北的企业：
你们可一定注意安全啊。
诞生于17年那场非典之中的淘宝，似乎又让人回到了那个相互依偎、发现小乐趣、不知道对方年纪性别只能叫“亲”的时候。
人们后来经常分析淘宝为什么成功和eBay为什么会失败，列出的原因有这么几个：
淘宝上开店铺是免费的eBay是收费的；eBay的二手交易模式不适合当时的中国（当然2014年成立的“闲鱼“是另一个时代的故事），淘宝在阿里铁军铸就的B2B基础上，把中国中小店铺带到线上才是正道；阿里文化和对客户的深入理解，eBay这种外企难以匹敌……
在诸多成功原因中，有一条是颇有共识的，那就是支付宝的成立。
淘宝+支付宝，中国的数字化进程从此有了两大基础设施：电商交易平台和信用支付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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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上线打开了很多人的新世界。但是交易规模还是上不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网购交易的达成，基本还是同城交易比较多。
大家用互联网牵上线了，再线下交易。这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完全没有体现网络的作用，可涉及到钱，大家的想法也很朴素：隔着网都是陌生人，钱打过去，收不到货可咋办呢？
淘宝的人也愁。
2003年的中国互联网，不少时髦的、脑子活的人爱逛淘宝，当时淘宝的论坛可谓时尚先锋。有些网友说了，如果淘宝愿意居间做一个居中的见证人，那我就能放心在淘宝上买东西了。淘宝出现前，也确实有一些论坛的“网购“是这么做的：
请版主当话事人，钱先汇给版主，到货了再由版主给卖家。
这个想法启发了淘宝的技术人员用一种新方式解决问题——担保交易。淘宝应该推出一个类似担保人角色的功能。实际上在担保交易推出之前，淘宝也想过国外PayPal的做法：信用卡模式。但当时，中国的信用卡也才刚刚起步：
2003年8月，建行才推出第一张双币信用卡。
等不了了。2003年10月18日，淘宝上线了担保交易功能。后来，这个功能越用越顺，越来越强大，淘宝的交易量上来了，这个功能也该拥有自己的姓名了——这就是后来的支付宝。
几年之后，由iPhone面世而开启的移动互联网在中国普及。这个为了解决淘宝的交易问题而产生的产品，后来功能变得越来越强大：
能买东西，理财，买保险，缴水电煤，申请贷款，查社保，医院挂号，车辆违章缴费，还能偷蚂蚁森林能量种树……
网购、公共服务、二手交易……甚至有人相亲时都用支付宝查下对方的芝麻信用分——一个网络世界的信任系统建立起来了，它起于网上，延展到了现实生活。
2017年，支付宝推出了小程序：开发者可以基于支付宝的平台和开放的接口，开发功能，租车、租衣服、家政服务……只要涉及交易的服务场景，都能用小程序实现。
2020年2月11日，支付宝上线的一个小程序成了人们出行必备：
健康码。
这时，支付宝的活跃用户已经数以亿计，各地政府跟支付宝合作，用手机上的码代替各种表格：用户自己填写自己的健康状况，是否接触过患者、疑似患者等信息，上传与政府的相关信息匹配后，形成不同颜色的健康码。进小区、商场出示健康码，绿码通行，红码隔离，黄码居家，跟交通指示灯一样通俗易懂好执行。
2月11日，杭州健康码上线。不到7天时间，健康码落地城市超过200个。2月16日晚上10点，全国首趟复工人员专列由贵阳抵达杭州东。杭州东腾实业有限公司的王珍波和他的13名老乡，凭借手上的健康码，成功返杭。
以往需要盖8、9个章的事情，一个码解决了。有人把健康码比作“电子路条”。而这个码更深刻的意义则在于，数字平台在社会危机时参与并提升了城市治理的效率和效果。
以前“上面说‘一级防控‘，下面恨不得把一个小区都用铁链子锁起来，管理执行过程中往往是层层加码，原因就是缺乏执行的标准，数字化的方式能统一标准，部分的解决这个问题”。
说这话的是钉钉CEO陈航，花名无招。填写健康状况、从而保障疫情期间的人员流动安全，最早就是来源于钉钉应用在阿里员工内部的“健康打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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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陈航正在经历着一个关键时刻。他之前所在的团队做的社交产品“来往”失败了。2014年正是外界认为阿里处于“移动互联网焦虑症”的时候：
腾讯已经有了微信，可阿里有什么？
阿里旺旺是买家卖家沟通的通讯工具，可已经是电脑时代的产物了，“来往”没有做成，但来往团队的人不服：一定还能做点什么。陈航就是那个最不服的人。
购物能搬到线上了，城市服务能搬到线上了，在此之前，聊天也能搬到线上了，企业组织能搬到线上吗？这就是钉钉要解决的问题。
跟其他钻研人性的社交软件不同，阿里擅长的是做生意，熟悉的是中小企业，所以钉钉要理解的就是中小企业的“人性”。
微信不设置消息的“已读”、“未读”，但是钉钉得有，聊天当中不会以效果衡量，但企业必须考虑效率和结果。微信没法传送30M以上的文件，但钉钉必须可以，同事之间发送的文件，从word到几个G的视频，钉钉必须都能抗住。
而最重要的是，钉钉让一个企业组织变的扁平和透明了。
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对餐饮、食品类企业影响最大。老乡鸡、良品铺子就是靠钉钉组织员工远程协调，安阳钢铁、河南能化这些员工数数以万计的企业，也是用钉钉开会。阿里本身就是一个运转在钉钉上的企业组织：
这家已经拥有11万员工的公司，正常情况下应该至少7、8万员工在园区，而疫情期间只有300多员工在园区。
2019年6月，钉钉的用户数是2亿，经过了疫情的2020年3月，钉钉用户数已经突破3亿。一个此前总被视作“和微信聊天差不多”的APP，角色变了：数字化办公的基础设施。
全国3亿用户、1500多万个企业、钉钉疫情期间的峰值流量，大约是中国所有视频、直播流量加在一起的5倍到10倍。这么大容量、堪比双11的峰值，得多强的技术设施才能承受？
钉钉现在已经是企业的一个在线化基础设施，但陈航说起来，不免感慨钉钉是站在前人基础设施的肩膀上——中国三大运营商在带宽、接入方面的不断投入和升级，是如今钉钉这些在线服务的基础。有意思的是，中国联通现在是钉钉的战略伙伴，在不少地方，正是这些伙伴充当了钉钉的“布道师”。
光有合作伙伴是不行的，还得自身硬。钉钉能撑得住这么高的峰值，离不开它的老大哥——早于钉钉5年成立的阿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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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9日，时任Google首席执行官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在搜索引擎大会（SES San Jose 2006）首次提出“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概念。2007年，Google和IBM正式开始推广云计算。2008年，IBM在全球推出Smart Planet（智慧地球）的战略。但是听过当年IBM宣讲的业内人士不无吐槽：
那时候更多是把智慧地球当成一个新瓶，把服务器这老酒卖出去。
2010年的深圳IT领袖峰会上，持同样意见的马化腾和李彦宏，就是这么看马云的：
他们一个认为云计算太遥远，一个认为云计算就是新瓶装旧酒。
同行业对云计算的后知后觉至少给阿里带来了一个意外福利：一些原来专攻技术系统、云计算的人才投奔阿里麾下。后来带领团队做出蚂蚁金服自研数据库Ocean Base的核心人物阳振坤，就是在2010年入职阿里。
2009年的阿里并无需要用概念包装技术来提升销售的压力。但那时的阿里面对的问题是更现实的：2006年左右，淘宝尚无今时今日的体量，但增速惊人。技术成了业务发展的瓶颈：
以前的技术和设备，太贵了、太慢了。
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阿里在内的互联网公司使用的是被称为“IOE”的技术设备，即IBM的小型机、Oracle的数据库，EMC的存储。这三家美国公司是IT时代的巨头，但到了互联网时代，海量数据的存储和运算要求系统具有高弹性：
不是像房子一样需要一个盖一个，而是要像积木一样灵活扩展、增加，同时也要快速响应。
那时的淘宝技术人员回忆，经常是遇到一个问题了，手册上没有，把问题翻译了之后邮件过去再过来，往往一个月过去了，互联网行业瞬息万变，一个月之后那个问题还存不存在都不一定了。
太贵、太慢，让阿里开始在IOE之外寻找自主的、可替代的技术系统。而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阿里首先对自己要做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2007年9月，在宁波的一次重要会议之后，阿里的管理者把未来十年的阿里战略总结为， “打造一个开放、协同、繁荣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2008年，阿里云创始人王坚从微软亚洲研究院加入阿里。
开放的基础是自主，王坚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去IOE。阿里要研发属于阿里的底层计算架构，这个系统被命名为“飞天”。
不过，放着成熟的数据库、小型机不用，要用自己研发的系统？哪个业务敢交给你放到你那上面？尽管得到了马云的鼎力支持，阿里云最开始的五年并不好过：
让业务上云，无异于高速路上换轮子，开着飞机换引擎，因为2008年下半年的淘宝、支付宝用户，已经接近1亿，国民级应用已经不允许有差错。
那就先从“非核心”业务开始吧。现任蚂蚁金服CEO胡晓明当时搭建的“阿里小贷”（网商银行前身）就是当时的“非核心”业务之一。
2013年，飞天测试成功。它的成功带来了“筑巢引凤”的效果：有了飞天做“保”，有了“让算力向水电煤一样普惠、易得”这样的愿景做“饼”，一批国内外顶尖的人才陆续来到阿里。
2013年开始，群贤毕至，阿里星光熠熠。金榕、鄢志杰、任小枫、司罗、华先胜、元尊、周靖人、李飞飞、王刚、蒋国飞、漆远、张辉、施尧耘、贾扬清……“以前基本上从新闻和技术网站上看到的名字，突然成了自己的同事和老板，还是真的”。
2014年，胡晓明从蚂蚁金服调至阿里云，担任阿里云总裁。从2014年开始，阿里云开始了快速商业化，这也对中国IT和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产生了长远影响：
云计算代替IOE，不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有理念的碰撞。
传统IT厂商的玩法是，提供设备不提供服务，用高毛利的私有云业务来卖设备，维持技术人员等的高成本。而云计算模式全然不同，从成本中心转向营收中心，从卖设备的一锤子买卖变为共同成长再分享收益。
飞天测试成功两年后，2015年，国产服务器已占据半壁江山，而国产存储的市场占有率也接近五成，在数据库领域也涌现出一批中国自主创新企业。传统IT厂商也在向开放开源、分布式、云计算转型。
阿里云逐渐被更多行业接纳。金融、零售、制造……2017年，云栖大会的一则视频让观众感性的知道了什么叫智慧城市：
让机器运用大数据对杭州中河高架进行智能调度，现在可以平均节省约10%的通行时间，相当于为每位司机节省了5-8分钟。
城市大脑现“接管”杭州128个信号灯路口之后，120救护车达到现场的时间缩短了一半；104个路口实现了无人调控交通信号灯。——阿里云的另一个客户来了：政府机构。2017年开始，从杭州到重庆，从澳门到吉隆坡，阿里云从此深入参与城市治理。
也是在这一年的云栖大会上，阿里达摩院宣布成立，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阿里云智能事业群总裁张建峰担任达摩院院长。
一年后，平头哥半导体公司成立。阿里巴巴成为一家名副其实的世界顶级高科技公司。
2019年10月，阿里云创始人王坚被评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让阿里技术人备受鼓舞：
这是对中国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认可。
技术不只是高精尖、造火箭卫星，有了互联网，技术可以服务于真实的商业场景，产生社会价值。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中国带来巨大考验，阿里云更是大道在肩，为加快疫苗及药物研制，宣布向全球开放算力；快速开发的码引擎支撑健康码在全国各地开花；极致扩容，支持钉钉服务1.3亿学生上网课及1500余万家企业组织在线协同；达摩院推出的AI诊断能把准确率提高到99.6%，并把这种技术通过阿里云搭建的公益平台，分享给国际医疗界。
阿里云智能总裁张建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阿里云将全力投入数字经济新基建，将阿里巴巴20年建设的技术能力带给全社会，帮助政府和企业建设面向未来的新型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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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阿里云的技术默默支撑着互联网服务的稳定、安全，在另一条可见的战线里，技术和社会的关系更为紧密——物流基础设施。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封城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物资尤其是抗疫物资怎么运进去？
那时候，无数电话涌入菜鸟网络，大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捐了一批物资，但是没法运回国内，能不能帮忙？此时，疫情已经让许多国际航班开始断航。
菜鸟决定，无条件为抗击疫情服务。用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兼CEO张勇的话说，菜鸟立刻“民用”转“军用”。菜鸟公布了一个400电话，社会各界的抗疫物资，可以拨打这个电话，由菜鸟网络协调运送，并且免运费。
2016年杭州G20时，马云发起服务于中小企业外贸的eWTP的倡议，被写入G20公报。这个名词看起来复杂，用大白话说就是通过机制协调，让全球中小企业更容易的做买卖。过去三年，阿里的eWTP网络已经落地吉隆坡、比利时列日等地。
运往中国的抗疫物资，通过eWTP的网络协同、菜鸟和物流合作伙伴的合作，成了一场国际接力赛。养兵千日，在应对社会突发危机中用兵一时。
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晨曦刚刚出现在天际时，eHub的仓库里，一块应急保障区域迅速被分割出来。莫斯科还是深夜的时候，司机们从家里穿上厚厚的皮大衣来到了货仓，准备随时接收物资。比利时的列日，第一批货已经拉到了机场门口，等待入库。
关务、运力、航空公司、物流公司，抗疫物资怎么快速清关，口罩在全球有多少种标准，航空公司有没有空的机腹舱，都是菜鸟要解决的问题，国外的eWTP，国内的四通一达，货来了，还会遇到不少突发状况，货车被拦、人员被隔离、政策不断变化，必须要去立即解决沟通。疫情期间的菜鸟，当得上“网络”一词。
比如，从澳大利亚到贵州镇远的2万只口罩，仅仅花了6天时间，就抵达了当地，成为了医护人员的铠甲。
兵贵神速。一个做电商起家的公司，是怎么做好一个物流运输枢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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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3年申通成立开始计算，中国民营快递的历史，阿里的双11差不多占了一半。
1992年底，上海市浦东新区被正式批准设立，把进出口贸易带的红红火火。
为了不耽误货物出口，杭州外贸公司的报关单需要第二天送达上海，可邮政快递最快要三天。
怎么办？有困难的地方就有生意。
浙江桐庐夏塘村的聂腾飞，偶然间看到了零单快递这门生意的机会，说干就干。他拉上妻子陈小英、工友詹际盛，在杭州市湖墅北路的一间破屋子里成立了“盛彤”（申通的前身）。
申通开了个头。后来詹际盛离开申通创办天天快递，聂腾飞意外事故去世后，聂腾飞的弟弟聂腾云离开申通创办韵达，陈小英则和哥哥陈德军一同打理申通。陈德军的小学同学张小娟和丈夫喻渭蛟创立了圆通。陈德军的另一位同学，已经做木材生意发家的赖梅松则在上海成立中通。
2005年春节前，圆通老板娘张小娟在淘宝上买了一件皮大衣，结果等到年三十，皮衣也没送到，她就抱怨淘宝的物流很不靠谱。
喻渭蛟问她，什么是淘宝？
这个问题改变了圆通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民营快递的格局。
2005年圆通、亚风等快递公司开始与淘宝合作时，淘宝能给两家提供的业务单量仅有1千多单，到2009年，申通日均业务量已逼近百万大关。
2009年夏天，当时兼任淘宝商城（天猫前身）总经理的张勇出差前给同事们安排了一个任务：11月份干点儿啥，把成交量往上拉一拉。第一个双11就此产生。
第一个双11给快递业创造了一个超级大客户，在这个大客户下单前，政策大礼包也来了。
2009年10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简称新邮政法）正式颁布实施。不敢把“快递”加到公司名上的民营快递，终于摆脱“黑快递”的身份，获得法律地位和认可。
双11一年比一年火。比交易峰值更直观的是快递包裹的增长，跟大家高涨的热情相比，2013年前的双11到货太慢了，一个新词出现了：
爆仓。
市场的问题终究还得靠市场解决。阿里也清楚物流快慢影响购物体验。在第一个双11出现之前，阿里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张勇对外表示， 2009年淘宝会联合国内诸多物流企业，在京、沪、深等地与第三方共建物流基地和配送中心。
2012年双11刚过，马云就和张勇、童文红等人去上海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童文红当时负责阿里巴巴集团的置业板块（后来她先后担任过菜鸟网络COO、CEO、董事长）。他们试图探讨出解决中国物流问题的一个路径。
开会的不只有这几个阿里人，还有时任银泰集团董事局主席的沈国军、银泰CEO陈晓东。
“头脑风暴”的最终成果就是决定组建一家新公司，以技术驱动社会化物流资源，新公司的大股东除了阿里巴巴和银泰集团之外，还有郭广昌执掌的复星集团。
公司叫什么名呢？有人提议叫闪豹、有人说叫地鼠（跟天猫相对应），马云则提议叫“菜鸟”。
名是这么叫，看这个顶流配置，谁会觉得它们是菜鸟？
但菜鸟做物流的方式跟别人确实不同。
2014年加入菜鸟的万霖，后来成了菜鸟的总裁。他此前曾在亚马逊干过9年供应链，觉得菜鸟很不一样：
当时全球其他地方每天的物流订单也就不到1000万单，但菜鸟面对的是一天几千万订单，更别说双11时上亿的包裹。
在亚马逊的时候，亚马逊每天的包裹数占美国包裹数量大概不到一成，大家更多是专注自己的事情，但菜鸟平台上流转的包裹，超过了中国包裹数量的一半，菜鸟的一举一动关乎行业。
在站稳脚跟后，菜鸟对行业的影响马上就来了：
电子面单。
在与全国13家主要快递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后，2014年7月菜鸟正式上线电子面单。对快递公司，尤其通达系来说，菜鸟的这个举动相当于一次全物流行业的数字革命。
2017年双11，爆仓没有了，人们彻底感受到了物流的“快”：双11的三天里产生了10亿多个包裹，菜鸟网络用了一周的时间送完，抵达世界各个角落。而这一年，中国全年的快递业务量突破400亿件，日均破亿。
2020年1月底到4月，菜鸟从全球39个国家和地区，送达7300多万件医疗物资到中国。并从中国向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送达了6200多万件医疗物资。背后就是菜鸟联合物流伙伴打造出的一条条绿色通道。
7年时间，阿里用社会化协作、数字技术升级的方式打造了一个新的基础设施：
智慧物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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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超时空同居》里，生活在2018年的佟丽娅看生活在1999年的雷佳音像是看怪物，雷佳音也看不惯佟丽娅把Siri当成自己的免费助理显摆：
你有本事，你有本事让他送顿饭试试。
佟丽娅立马点了个火锅外卖，一块儿上门的还有徐峥，负责甩面。
雷佳音立时傻眼。放在今天，不过就是打开手机，用饿了么点了个海底捞。
疫情期间，在这段充满情绪波动的极限生存测试里，不少人说命是外卖小哥“给”的：米面粮油，瓜果蔬菜，口罩消杀。还有人给远在武汉的亲戚朋友下单，就为了让外卖小哥看看被小区大门和口罩隔着的朋友还好不好，送一句安慰的话。
几年前盒马、饿了么成立的时候，他们尚无法想象在危机时刻，自己之于一座城市的意义。
饿了么诞生于2008年，由当时还是上海交大系读硕士的张旭豪创立。
小而美的想法只能改变一部分人的生活，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才能改变多数人的生活。
2018年4月，阿里全资收购饿了么，同年10月，成立本地生活事业部。背靠整个阿里平台的支持，外卖才真正迎来大发展，成了跟城市生活紧密相连的一部分：能送吃的、喝的，还能送药、送鲜花，送电影票…………到疫情中，甚至开始送运动鞋、送化妆品、送博物馆文化。
2018年7月12日，上海的饿了么单日订单销售额突破1亿，成为首个达到这个数字的城市。中国人口最多的一线城市上海，似乎也是在用这种方式展示着一种新的城市生活方式：数字生活。
同样都可以送外卖，盒马和饿了么的方式大不相同。2008年，淘宝的网络零售交易总额占中国社会零售品总额达到1%，同年天猫诞生，第二年出现第一个双11；而2014年是什么年份？2014年开始，消费对GDP的拉动作用愈加明显。与此相伴的，是中国品牌的增长和消费升级。阿里用两个产品勾住了这两个趋势：
一个是天猫，一个是盒马。
2015年，盒马在阿里内部孵化出来，张勇非常看重这个项目，为了让盒马初期免受过多打扰和品评，张勇特地把盒马的大本营放在了中国消费趋势的风向标城市上海，而非阿里的老家杭州。
2017年7月14日，马云和张勇来到盒马上海门店，马云吃着从水箱里现捞上来烹饪好的帝王蟹，说“（配的）这个酱汁味道好，我从来没吃到过这么好吃的……”
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盒马一下爆红，大家一个是想尝尝帝王蟹是不是真那么好吃，更重要的是，盒马门店3公里之内的小区，30分钟内能送到。
这一点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住在“盒区房”的人可以烧上水备上油，等30分钟鱼虾来了蔬菜来了下锅。既不那么麻烦，又能见缝插针的享受一点做饭的氛围。
这不就是个高级超市嘛。很多人认为盒马的优势在于30分钟送到，以至于很多后来者纷纷打出29分钟送到的广告语；还有人认为阿里提的“新零售”就是个幌子，盒马无非就是卖得贵了点，新鲜了点，丰富了点。
但盒马的功夫在丰富和速度之外。33个常温和低温仓、11个加工中心和4个海鲜水产暂养中心，本地化的供应链，不经过中间商而是销售数据分析预测销量，直接与种植户签约。除了这些数字化的运营方式，背后则是整个阿里多年积淀的技术能力。
功夫在平时，用时见真章。
2020年1月25日，阿里发布“就这么干了！”综合驰援武汉计划，阿里用得上的所有业务都上阵抗疫。盒马、饿了么负责的就是各地基本生活的保障，并给武汉医护人员免费送一日三餐。数千位饿了么蓝骑士组成的志愿队，和全国超过500家餐饮品牌一起，疫情期间给全国的重点抗疫医院送去了近50万份餐点。
武汉封城的76天里，盒马在武汉的18家门店不打烊，饿了么外卖小哥不放假，人们可以通过他们的APP点外卖，那时候各地的防控政策不同，大部分地区每户只能隔一天出一次小区，但外卖可以每天点，每天取。
3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刊载了一组疫情之下的面孔：有美国华盛顿州的柯克兰疗养院，有伊朗德黑兰的阳台，来自中国的一位外卖小哥成为其中唯一的华人面孔。职业所代表的城市基础设施，让职业换来了更高的尊重。
当年张勇决定要收购饿了么的时候，当年马云和张勇吃帝王蟹的时候，应该料想到了两者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但没料想到 “新零售”、“数字生活“后来在中国面临历史上没有过的供应能力压测时发挥这么巨大的作用。
有了这些数字生活基础设施，21年前的网络生存测试成了日常的网络生活。
8
基础设施需要锤炼，新基建更需要远见，背后其实都是使命和责任。
2002年，杭州市第九次党代会上明确了杭州市未来的发展目标：建经济强市、创文化名城，实施大都市发展战略，推进旅游国际化战略。看似平平无奇的几句话，带来的是一个影响杭州发展的重要举措：
西湖免费了。
2002年，西湖免费开放了78个景点，占景区景点总数的90%。游客拍手叫好，景区心里叫苦：免费，意味着一年少了4000万的门票收入，而维护景区的投入则一点不会少，还会因为游客增加而增多。
但杭州市政府的眼光更为长远：免费可以激活杭州的周边服务业，能打造软实力。门票免费了，你来杭州游玩，买纪念品，能不收费？
杭州这种平台思维无疑非常时髦，就像平台型的互联网公司一样：
基础设施免费，其他增值服务收费。
基础设施的打造耗时耗力，要耐得住性子抵得住质疑，而收获也非常丰厚：
2002年十一黄金周接待游客人次是200万，2016年，这一数字达到了458万人次。
数字增长的背后，一方面是西湖免费之后杭州软实力的增长，另一方面则是那年9月，杭州G20召开了。
回过头来看，G20显然是近年杭州发展的分水岭。那个秋天，杭州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中国新型都市的模样：它并非政治、经济资源集中的超级大都市，也并非仅靠西湖、南宋都城等久远的历史标签。它代表了一种崭新的发展模式：
数字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城市。
即使是小面馆也能用支付宝，坐公交地铁可以扫码，缴水电煤费用、医院挂号、交通违章处理、查社保补个税，全都一部手机解决：
不求人、不麻烦人。
杭州的下沙，因为淘宝衍生的电商公司、网红公司成批出现；在杭州西湖区的云栖小镇，每年秋天的云栖大会，技术专家、跨界名人、各地政府人士高朋满座。
那年的云栖大会上，杭州市政府与阿里云宣布了一个重要合作：
推出了全国第一个城市大脑。
城市大脑在交通领域的应用，让杭州在全国的拥堵排名从第3名降为第57名。这种政企合作，被视为互联网公司参与融入城市发展、城市治理的一个重要节点。
2020年2月初，疫情处于防、治、管的关键时期。病毒需要隔离，但人的正常活动还是要有序进行。2月7日，杭州市余杭区推出了余杭绿码，这成为后来普及全国的健康码的雏形。2月11日，杭州市政府和支付宝、阿里云合作，推出了杭州健康码，随后扩展至浙江全省，不到7天，健康码覆盖200多个城市，成了特殊时期的“电子路条”。
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的家乡就在杭州，在回忆年初疫情时他这样问，如果杭州没有平时的积累，“等到今年年初疫情暴发，市委书记拍脑袋说，明天我们搞一个杭州绿码，能行吗？肯定不行。”
2020年2月19日，西湖正式恢复开放，成为率先复工的景区之一，来西湖的游客可以预约，并出示健康码——那时距武汉封城尚不到一个月。
这之后，杭州的防控举措时常上微博热搜，被视为城市防控政策的风向标：
复工、恢复公交地铁、娱乐场所开工……数字化的杭州方案，成了全国“抄作业”的范本。
上海、郑州、海南、江西……疫情之下能快速安全复工复产的省市，多是在数字化方面有所积淀的地区。副局长驱车从赣州到南昌的阿里分公司请教，杭州市领导带着阿里工牌在阿里健康码项目室和技术人员讨论……新的数字基础设施，让所有人在疫情大考面前有了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9
1995年夏天，杭州西湖明珠电视台“明珠欢乐夜”节目做了系列公益专场。那年，杭州连续发生了好几起因为窨井盖被盗而引发的人身伤亡事件，明珠台决定做一期街头测试：
市民遇到偷窨井盖的人，会不会上前干涉？
“我们在文二路靠近教工路路口找到了一个窨井盖，让人假装在偷，又在50米开外的一幢单元楼里架上摄像机，拍路人的反应。”当时的制作团队回忆。
当晚通过测试的杭州市民并不多，只有一个叫马云的年轻人：
这个骑自行车路过的小伙子，来回兜了几圈，最后忍不住上前呵止。
后来马云回忆他当时的心理活动，“看到几个人好像在偷窨井盖，人家个子那么大（我打不过），就骑着自行车到前面去找人，看有没有警察，最后也没找到警察。我脑子想到前几天报纸上登过有小孩子掉进窨井盖里淹死的新闻，我觉得影响还是不小的。我回过去，骑着自行车，一只脚跨在自行车上，大声说你们把它抬回去，他们几个人看了我一眼，我估计他们要是冲过来，我肯定得跑。”
那时候的马云，刚刚辞职下海创立海博翻译社，4年后创立阿里巴巴。“如果你自己不采取一点小小的行动，这个变化跟你没关系。如果你有一点行动，你就可能是这个变化的受益者。”马云在2003年的一次采访时这样说道。
2020年3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张勇的一篇署名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张勇谈及如何看待“新基建”：“当我们从工业经济迈向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内涵也随之革新”，新基建“一端连接着巨大的投资与需求，另一端连着不断升级的消费市场”。
与17年前相比，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平台已早已不只是年轻人耍耍时髦买东西的地方，它已经深深融于实体经济，成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1999年，阿里巴巴成立。20多年来，这家起于电子商务的互联网公司已经彻底蜕变为一家技术公司。
它包含数字商业、金融科技、智慧物流、云计算、本地生活、文化娱乐等场景，覆盖以数以亿计的消费者和数千万的中小企业。它促进了中国消费市场的繁荣，开拓了民营企业的市场空间，建立了基于网络的社会诚信体系、社会物流网络、云计算平台，并沉淀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商业基础设施。
这些，恐怕是25年前的侠义测试时，电视镜头里杭州市民马云所未曾想到的，但却由如今的阿里巴巴实现和推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