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3年12月一个晚上，朱祁钰看着五岁儿子朱见济的尸首，突然觉得人生不过一场虚无。
九个月前，他刚给儿子举行了“冠礼”，废掉侄子的太子身份，立儿子为新太子。哥哥英宗朱祁镇兵败成了蒙古人的俘虏，应臣民的再三请求，朱祁钰接替他继位。
要不是朱祁钰临危受命，大明朝怎么能安然度过危机，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现在哥哥已经被蒙古人放回来了，但是被圈禁在南宫中，至于位子，怎么能随意还给他呢。
马尔克斯说，生命中曾拥有过的所有灿烂，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的。朱祁钰也得用寂寞来偿还所有灿烂。四年后，他得了重病。几个大臣和太监悄悄解救了被圈禁的哥哥，帮助他重新上位。
弟弟被废，躺了一个月，不明不白死去。明人笔记里说，朱祁钰是被他哥派太监勒死的。人生很多时候，伤害真的都来自身边的亲人。
皇位转了一圈，又回到哥哥手中。用你包叔的好友兽先生的话来说：
有计划的接班都被打乱了。
兽先生又说，我什么都没说过。
一
2019年，绿地集团董事长张玉良将满63周岁了。
按规定，国企领导年满60周岁，要办理退休手续。业绩突出的核心可延长任期，但最迟不超过63周岁。
绿地今年26岁，总资产即将超过万亿。对于这家还很年轻的上海第三大企业来说，最悬而未决的难题，就是核心管理层的的交接。
直到现在，接班人仍没有影子。张玉良依然身兼董事长和总裁。
2011年前乔布斯一直是苹果的 CEO，但早在 2004 年，他就开始考虑接替者的事了。
但绿地不是苹果，这是一家国企，就算董事长张玉良也没法决定那个“他办事，让绿地放心”的人。
春节前，绿地的No.2 、常务副总裁许敬退休了。从那以后，绿地内部就一直笼罩在一种诡异的气氛中。
多年来，许敬一直陪伴在张玉良身边。开大会时，通常都是许敬主持。他就像是一只随身的沙漏，提醒着时光的流逝。
2017年4月，“沙漏”自己也60岁了。
和许敬几乎同时退休的，还有绿地副书记、No.3 黄健。55岁退休后，她被绿地返聘。3年过去了，她也到了离开的时候。
而这似乎只是绿地变动的开始。
你包叔获悉，绿地最重要的两个地方大员费军和徐荣璞，又一次向张玉良表达了离开公司的意愿。费军和徐荣璞分别掌管事业一部和事业二部，这是绿地十六个事业部中最强大、最核心的两个事业部，分割了绿地在大本营长三角的市场，加起来每年能为集团贡献超过600亿的销售额。
流传多年的一部和二部合并的消息，似乎也要成真了。2017年，事业一部的浙江公司被抽走，成立了浙江事业部。事业二部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业绩一路下滑，徐荣璞在内部会议上屡被点名。
两个事业部合并，全力发展上海城市圈市场，看上去是合理的逻辑。
但绿地的强人，一部、二部的灵魂人物费军和徐荣璞想以一种突如其来的方式，结束他们之间多年来的比拼。
也许人生里很多节点，都是突然一个瞬间想通的。没有高人指点，没有外部推力，就是阳光灿烂或者大雨磅礴，盯着眼前流走的人群，叹口气就放下了。
用岳云鹏的话来说就是：老子不侍候你们这些大爷了。
元老们纷纷离场时，绿地核心岗位开始出现一些新面孔。
2016年起，孙童、茆君才和张永军陆续以空降军的身份，加入绿地的核心管理层。
执行副总裁茆君才已接替黄健成为副书记，他负责整个绿地集团的投资。孙童和张永军则分别担任执行副总裁和总裁助理。
三位高管有一个共同点，此前都是国资干部。茆君才到绿地前，曾是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孙童之前是浦东新区国资委主任，张永军是西安市国资委主任。
他们会是绿地的接班人选吗？
二
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一天天消逝，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王小波这句话，是说所有人无法逃脱时间侵袭的宿命。
按规定，国企的董事长、监事长和书记都要国资委任命。绿地未来的接班人因而在两种人中产生，要么是获得国资委认可的绿地人，要么是国资委派来的空降兵。
上汽集团的董事长胡maoyuan退休后，担任集团董事长和总裁的是上汽的两位老臣。
谁是绿地现在的第一人选呢？
许敬和黄健退休后，最接近绿地第一人选的，似乎是张蕴和茆君才。张蕴是绿地元老，20岁进入公司，从销售一路打拼，二十多年后，她终于做到副总裁，掌管公司财务大权，在绿地集团排位仅次于张玉良。
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有的人，一出生就在罗马。茆君才刚到绿地不久，已经接手了副书记的职务。从近来的曝光度来看，茆君才屡屡被公司推向台前，在绿地集团位居张蕴之后，是No.3。
当然，即便成为第一人选，也不意味着一定可以上位。
绿地的朋友告诉你包叔，如果茆君才就是那个空降兵，国资委一般会选择系统内部的，而不会派国开行的人来。而张蕴虽然是“老绿地”，但是否可以服众，还有待观察。
至于高管中年龄合适的“老绿地”，看起来有望接任的几乎没有。
三个副总裁级别的地方大员中，陈军掌管绿地香港上市平台；陈志华虽然资历够老，但是曾经中途短暂离开，回归后再接班，也就中海地产的颜建国曾经做到过；地方主帅中排名第一的费军似乎早就断了接班的念头，近年来几乎每年都请求退休，去意看上去很坚决。
其他大员中，徐荣璞业绩在走下坡路，孙志文偏居西南，据说和宋卫平一样不喜欢坐飞机。其他人则要么年龄太大，要么资历太浅。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张玉良能打破63岁退休的规定。
至少现在看来，张玉良没有任何想要打算交棒的打算。他依然是个工作狂，一天飞三个城市，大块吃肉，用一斤的酒量和地方官员们谈笑风生。
你包叔想起自己认识的许多企业家，其实都有一把血泪史。譬如有一个企业家，幼年坎坷，后来出国去了欧洲，回来后做农业，一度成为中国福布斯榜上最前面的几个人之一。本世纪初太过高调，于是入狱十几年，出来后靠着朋友救济为生。
如今这位企业家衣着简朴，穿着一件不太合身的衬衣，跟北京胡同里的大爷没啥区别。
做企业家难，做成功企业家更难。在中国做企业是一场马拉松，所以做一名成功企业家的前提，就是要有一个金刚不坏之身，肾不肾的容后再说。
初创时期的张玉良也过了不少苦日子，吸引人材基本靠他洞察国情的经验，和长袖善舞的组织能力。“做政府想做的事”，是他口头经常常说的名言。
而在绿地内部，曾经流传着一个说法：在某次会议上，一位领导曾半开玩笑地点名，说像胡maoyuan和张玉良这样优秀的上海企业家，干到70岁也是可以的嘛。
据说这次点名一直被张看作是尚方宝剑。但是，在2014年，63岁的胡茂元按时退休，让这个也许本来就没有存在过的承诺像肥皂泡一样破掉了。
不过，张玉良想要打破规定，手中确实有有一个法宝。那便是绿地的第一大股东——职工持股会。
绿地的朋友告诉你包叔，上市后，张玉良曾经在内部说过一句话：
我这个董事长不是任命的，是股东选出来的。
三
1992年，上海农委副主任张玉良接到通知，农委和建委各出一千万成立了一个100%国有控股的公司，赚钱来投入上海的绿化——上海的人均绿地面积全国倒数第一。这就是绿地的由来。
四年以后，以“红顶商人”身份开道，通过棚户区改造而在上海郊区开发了大量项目的绿地已经成了一头大象，有了12亿资产。
“职工持股会”的计划出现在张玉良的脑海中。可以说，那是一代国企经理人都在思考的问题。
绿地开始以每股一元的价格向员工增资扩股，副总强制买50万，中层20万股，普通员工自愿，赚到钱就搞分红和送股。随着绿地增资买地越来越多，职工持股的份额越来越大。
到了2003年的时候，职工持股会已经拿到绿地59%的股份，是绝对的第一大股东。原来的两大股东农委和建委成了小股东。
根据绿地的说法，每次增资扩股的时候都会询问大股东农委和建委的意见，但两委每次都表示不投。而也有人认为，绿地是找到了国资监管的盲点，趁机掌握控制权。
在绿地的一本企业史中，张玉良说：
绿地当时改制的意义在于避免被国家管死，以后企业的命运由董事会决定，而不是由哪个政府领导决定。
转折发生在2003年。国资委成立并强势崛起。国企的管理层收购案例广为病垢，在第二年被全面叫停。
2009年，在国资委的要求下，绿地职工持股会的股权调整回十年前的水平，降到46%，国资重新实现了对绿地的绝对控股。同时，绿地的组织关系转到了上海国资委。
奋斗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不过，在经营层面国资委并没有对绿地有过多干涉，张玉良自己也说，政府对绿地最大的支持就是按照《公司法》运作，不管我们。
大时代里，很多人总是难分辨哪些是自己的功劳，哪些是时代的红利。雷军说得好，风来了，猪都能上天。但到底让猪上天的奇迹，归功于猪的智慧，还是归功于风的妖艳？
一个时代，滋养出的一代人，终归还要将灿烂归还于这个时代。这一点，张玉良显然想得很明白的。
2015年，绿地经过十年的犹豫后，终于上市，
绿地员工感到庆幸的是，在各路资本进入后，绿地的控制权依然掌握在职工持股会的手中。从股权来看，国资持有的股权分布在两家公司中，职工持股会依然是第一大股东。而且两家国资股东表态不会介入经营。
四
2016年，绿地事业一部总经理费军带着10亿元和人事大权奔赴东北。过去的几年中，东北事业部让张玉良坐立难安，除了“禁卫军”一部的费军，实在没人愿意去接手烂摊子。费军自己也希望在退休前为公司做最后一点贡献。
到东北不久，绿地的钦差大臣就后悔了。
绿地在山海关外拿了不少惊为天人的地，甚至有块地在半山腰上，地方政府答应的配套更是没有影子，愚公看了都能气哭。
此外，烂尾楼的购房者天天堵门，派去的员工遭到了各路不明势力的骚扰，地方公司的人冷眼看笑话，查账等工作根本进行不下去。东北事业部的负责人更是拒绝配合，就算是免职都不愿意回总部上班。
费军只能进行人事大换血，把自己的老部下召唤到东北帮忙，逐步稳定合作方和购房者的情绪。
他的确让东北项目有了一些起色，但山海关外也耗尽了他最后一点留恋。
费军请辞的消息传来，绿地的朋友都颇为惋惜，这位老臣为绿地打下来浙江和海南市场，培养了一批“少壮派”地方经理，也算不负绿地。但在东北，他看到了公司的另一面。
费军把东北的盖子掀开看了一下，又赶紧合上了。
张玉良的下一任，能不能改变绿地不好说，但很可能有些人的人生，就要从此改变了。
2014年，绿地的地方大员石文红因行贿被抓，引起一大串连锁反应，到现在仍有余波。
东北的盖子可以合上，但是如果未来的接替者是空降而来，绿地的盖子能不能合上，也是个问题了。
在绿地的内部文件中，东北的前负责人被评为“好大喜功，冒进投资，报喜不报忧”。
这三条，与绿地多年来的考评体系不无关联。
上市之前，绿地对事业部经理最重要的考核指标是开工面积，占比高达50%，其次是销售额，再次是回款量，最后才是利润。这也导致绿地的利润往往低于规模房企的平均利润率。到上市之后，绿地才对利润的考核稍有重视。
以利润换规模一直是绿地的特色，但是现在，连规模增速都在逐步下滑。曾经的宇宙第一大房企的排名正在连年下降。在一个拼资金，讲管理和运营的时代，绿地的核心竞争力似乎就只剩下一个——张玉良。
他的果敢、勤奋和远见，是绿地过去26年最重要的动力。可以说是当代最典型的“红顶商人”。
朱祁钰是个悲剧。但就算伟大如他的祖宗朱元璋者，指挥过千军万马厮杀，耳边有过山呼海应，在历史长河里，也如同普通人一样，仿若无根浮萍，无法完全左右自己。
钱钟书说：目光放远，万事皆悲。
张玉良呢？一年后，他能把重担交给一位“你办事，绿地放心”的人手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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