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仓健是一位古代的谦谦君子。我们去形容一位君子的所有词放在他身上，谦让、坚忍、高迈、温厚……都绝不过分。”张艺谋说。
张艺谋管斯皮尔伯格叫老斯，管高仓健叫老高，凡是国外的合作者，都这么个叫法。提起高仓健的时候，他面上流露出的表情，是在提到其他电影人的时候很少见到的。他们一个是导演，一个是演员，他们曾经亲密相处过接近一年的时间。高仓健身上温润强大的气场，在张艺谋回忆他的时候，听者也能清晰地捕捉到。
《千里走单骑》拍摄现场。高仓健的戏拍完了，接下来还有别的戏。张艺谋跟高仓健说：“老高，今天的戏结束了，请先回去休息吧。”高仓健答应，行礼走了。张艺谋自己拍了半天戏，正要收工，一扭头，发现高仓健在远处站着，看着片场。张艺谋急了，高仓健当年已经七十多了，这一站至少俩多小时。高仓健远远朝大家鞠了一躬，上车走了。张艺谋赶紧找翻译：“不是早就让回去了吗？有什么问题吗？”翻译说，高仓健觉得，大家都在工作，他也不能离开。不过高仓健不愿意打搅大家，就在不起眼的地方陪着，也不坐，就这么站着。
高仓健在片场不坐，张艺谋第一次拍片把片场所有的椅子全撤掉。监视器底下焊出个架子，站着看监视器。“一个那么德高望重的老演员，出于对工作的敬畏，八个小时，十个小时不坐，谁敢坐？谁能坐？这是一部我全程站着拍完的电影。”张艺谋说。
在云南拍摄，紫外线很强，没几天，高仓健有些晒黑了。张艺谋命场工小徐给高仓健打伞挡着。高仓健不乐意，张艺谋解释，这不是对你的特别对待，因为晒黑了之后，肤色有差别，前后镜头接不起来。高仓健才勉强答应。场工小徐是片场里常见的干杂活的零工，给高仓健打了三天伞，高仓健坚决不再接受，自己站在树底下。有一天高仓健很不经意地，把手上的表摘下来送给小徐。小徐吓坏了，受宠若惊。大家跟小徐开玩笑，这表至少值十几万，可贵着呢，你可得收好了，不许卖。小徐懵头懵脑地说：“不卖，不卖！打死也不卖！”
张艺谋说，这是老派的做法，他感念所有人为他做的一切，即使这不过是别人的工作。他不喜欢麻烦别人，不喜欢被特殊对待。“我非常欣赏这种带有古典气息的做派，这种体谅人的修养，我没有。”
2008年5月，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指挥部，高仓健不期而至，张艺谋说，“我当时很意外。”高仓健找了两位日本国宝级的制刀大师，花了一年的时间，为张艺谋打了一把刀。刀和鞘分开，装刀和鞘的木盒盖里面用毛笔写着：“守护张艺谋
高仓健祈福”。这既是兵器，也是国器，要出境，需要日本军方等几个部门的批准。高仓健为此奔波了一番，终于拿到了宝刀出境的证明。高仓健说，这把刀已经被高僧念经开了光，希望它能守护你，让奥运会开幕式获得伟大的成功。
张艺谋不知说什么好，俩人在镜头里有几处拥抱，这大概是张艺谋极少见的跟朋友在镜头前如此自然地亲近。高仓健知道张艺谋很忙，送完刀第二天一早的飞机就回了日本。
过了很久之后，张艺谋才从别人那里辗转得知，高仓健知道张艺谋压力极大，在一个大雪天，坐了四五个小时的车，到东京外深山里的一处寺庙，替张艺谋祈福。
深雪孤寺，古木参天，空旷的大厅里只有高仓健和主持祈福仪式的和尚。高仓健写了一张祷词给和尚，大意是：我是高仓健，我的朋友张艺谋担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他面临的任务很艰巨，我祈愿他顺利、成功。钟声悠远，铃音清脆。张艺谋对这个场景的描述，充满了画面感。
祈祷仪式经历了半个多小时，高仓健又在大雪里坐了四五个小时的车，回到家中。他始终没有对张艺谋提及此事。
高仓健是看过《我的父亲母亲》和《一个都不能少》，非常喜欢张艺谋的电影，俩人后来见面，相约合作一部电影。《千里走单骑》这部电影就是专为高仓健而做，准备了五年的时间，而高仓健也等了五年。拍完电影之后，俩人的关系非常近，不是物理上的近——俩人除了仅有的几次拜访，几乎不见面——甚至也不是语言的，他们俩，没了翻译，谁也听不懂对方说什么。但他们的互访、闲坐、交流，确实能感觉两人心气相通，高仓健对张艺谋，也远已不是一般合作关系良好的导演和演员的关系。他们有着某种相似，沉默的、隐忍的、冷峻的、热烈的。连表情都有接近的地方，只是张艺谋长得更苦一些。
高仓健要送人东西，往往非常自然和随意。比如他送给张艺谋衣服和手表。都是自己先穿戴在身上，在谈了几个小时要分手的时候，才随意说：这件衣服我穿着不大合适，可能你要合适些，要不你试一下。试了之后，高仓健就让张艺谋带走。一开始张艺谋还不以为意，后来发现，衣服明显是照着自己的身量订的，而手表也是照着张艺谋手腕的长度调好了。高仓健比较高，手也比张艺谋粗一些。几个小时里，他就这样带着一块很紧的手表，一件不合身的衣服，和张艺谋聊天。他一切都准备好了，你甚至都不知道他从何处得知你的尺寸，但他怕你难为情，觉得礼太重，或者没有带回礼，就这样让你舒服地，让你觉得这是朋友之间很自然地转让，而不是一次隆重的赠礼。
“默默地，守望地，不打搅，但你又能感受到这种丰沛的、古典的情谊。”张艺谋说，每次见到高仓健，他都不觉感慨，礼仪和真意融合起来，是一种极为强大的人格力量。古代的君子，亦不过如此。
张艺谋的着装风格，大概可以以高仓健的建议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基本上就是凑合，瞎穿。张艺谋的注意力不在这上面。直到高仓健跟他建议，作为一个国际性导演，虽然有自己的性格和倾向，但是着装若有些许讲究的自己的风格，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此后，张艺谋果然注意起来。他有视觉审美上的优势，日常的穿着，看起来仿佛不经意，但搭配极为舒服精致。高仓健送给张艺谋的衣服，风格和张艺谋自己的选择非常接近，看似普通，在不明显的地方，有精心跳脱的设计。
张艺谋在日本的王子酒店咖啡厅和高仓健坐着谈话，高仓健侧背对着大厅，而张艺谋斜对着大厅。在他们谈话的一个多小时里，张艺谋注意到，来往的人，只要认出了高仓健，都站定，隔着十几二十米的距离，向高仓健鞠躬后走开，而高仓健根本看不见。张艺谋感叹：“他在日本是电影皇帝级的人物，地位极尊。虽然你知道这些，但你亲眼看到，无论是电影后辈，还是普通路人对他溢于言表的尊重，还是震动的。”
在酒店跟高仓健告别后，张艺谋一行人回屋收拾行李、打电话、安排各种事宜，到酒店的停车场一通装车之后，车启动，驶出停车场，就在车拐弯的地方，车上的人突然发现，在停车场挺偏僻的一个角落，高仓健正给驶出的张艺谋一行鞠躬送行。张艺谋赶紧给高仓健身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回答说，高仓健在告别之后就到了停车场等候，张艺谋掐表一算，三个小时。那时候高仓健八十岁。张艺谋很愧疚，早知高仓健还没有离开，什么行李不行李的，哪有那么多破事儿，怎么能劳动他在空气污浊的停车场等这么久？
“所以后来我就不敢见他。他对你的这种礼遇，作为后生晚辈来说，觉得接不住，情分太重。但对他来说，一切都很自然。他就是这样的人。”张艺谋说，每次去日本，都不想惊动他，怕麻烦他，劳累他，不敢去打招呼，但不去呢，心里又过意不去。
张艺谋对高仓健身上的一件事描述得非常详细。1989年，高仓健在拍摄《情义知多少》的时候，母亲去世。全日本的媒体涌到高仓健的老家，拍摄葬礼。高仓健并没有在葬礼上出现。媒体一片骂声，有的说得非常恶毒。
葬礼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守墓地的人发现墓地边上有一辆车，根据车上的雨滴和落花判断，车已经在那里停了几个小时了，车窗开着，里面一个人，正对着高仓健母亲的墓地痴望。守墓人突然意识到这就是高仓健，疾步走过去，车窗无声升起，车轻轻离去。
高仓健对周围的朋友说：我对我母亲的祭奠，是在我心里，我不需要别人知道。
高仓健在拍摄《千里走单骑》的时候，无论走到哪里，卸下行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母亲的照片拿出来，在房间里找一个最好的地方摆上，轻轻给母亲念叨现在到哪儿了，情况怎么样。他对剧组从来不提什么要求，唯一提的就是，哪里可以买到新鲜的花。
张艺谋曾经见过那张照片，那都不是一张典雅的头像，而是荷花池边上，高仓健的母亲带着几个孩子，高仓健正在池边玩耍。
张艺谋忍功超强，多年来，对他的诬陷和流言不断，他极少出来澄清应对。高仓健对骂声的态度，张艺谋遥遥相和。这可能出自于他们相似的部分，而高仓健对事情的处理，大约也给了张艺谋一些力量吧。
“我非常景仰他，”张艺谋说，几秒钟的停顿之后，他说，“我很景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