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是1946年开始的，那是个不平凡的年份。
日后无数谍战片的反面一号，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因飞机失事丧生；远东军事法庭公审战犯东条英机；影响了很多国家治理模型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逝世。
对于东方之珠香港来说，这一年也十分特殊。在日本占领时期，香港人口减少了100万。从1946年开始，大批华人开始涌向这里。其实，香港只是听不到枪炮声罢了。
对于普通的大陆人来说，这时候的香港就是大农村，什么都不适应。
不会说粤语的金庸讲过一个段子，他跟司机说去餐馆，结果被拉到了差馆。
金庸毕竟是富N代，靠舞文弄墨迅速在香港致富。很多人没有这样的运气，比如20岁的广东台山人，李欢。这个来香港讨生活的年轻人一路摸爬滚打，最后靠医药和进出口生意在香港站稳了脚跟。
此后的十年里，世界格局风云变幻，小小的香港岛却波澜不惊，大家忙着做生意赚钱：
管你是东风还是西风，能胡牌就系好风。
二战以前，华人和英国人之间的成见很深，香港人觉得英国人是侵略者，英国人觉得香港人是土包子。战争结束后，都恨法西斯的两方关系变得好了起来，跨国婚恋异常火爆，那时候的香港年轻人，西化很快。
李欢不一样，他还是日思夜想着故乡。
1956年，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严亦峻发现，广东产的顺风红瓜子在出口物资交流会上特别畅销。虽然大陆人和香港人被关卡分隔，但生活习惯还是同根同源的：
搓麻将的时候怎么能少了瓜子？
除了嗑瓜子，内地的红薯、中药材和麻袋，也深受港澳商人喜爱。恰好此时，华润公司总经理张平来广州，看望从华润调入外贸部的老战友舒自清，三个人一拍即合：
向上级汇报，在广州搞他个大新闻，不是，大型出口商品展。
搞商品出口华润是很有经验的，他们不但把青岛啤酒、中华铅笔等商品成功销往香港，还在香港搞了中国出口商品展。最重要的是，他们趟过很多坑。
他们多次告诫出口企业要给商品打上英文标签，还曾经给外贸部打报告，请不要节省经费运猪：
本来一船装200头，你们非装400头，结果挤死50头不说，还被香港以“虐待牲畜”罚款。
建议很快得到了高层批复，经过外贸部、外交部、公安部、中国旅行社等部门告诉张平，你们发邀请函吧，来的客商凭你们的邀请函办理“落地签”。
李欢收到了邀请函，第二年，他和另外1222位客商一起，拿着华润的“落地签”，踏上了新中国的土地。
十年了，当年出去的小李已经变成了欢叔。他至今还记得第一届广交会的场景：
红旗飘扬，锣鼓喧天。
华润的邀请函是如此精准，第一届广交会成交总额高达数千万美元，占当年全国创汇的两成。
广交会火了，甚至出现了36人睡一个房间的情况。此后的100多届广交会，李欢一次也没有缺席。最特殊的十年里，进场前他学着大家背诵语录，解放牌卡车第一次展览时，他挤开人群上去试驾。
广交会之前，华润总经理张平对国内商品有一个评价：
一等商品，三等包装，五等价格。
自从有了广交会，供需双方开始共同打磨商品。比如那时候的茅台还叫红星牌，欢叔看到这个黑瓶子的酒就头疼，他跑到茅台镇，问酒厂能不能换成白瓷瓶，设计能不能参考一下敦煌飞天？
大星看到这里总会想，要是没有广交会，红星二锅头算是永无出头之日了。
几年前，一部反映解放战争的电视剧《狭路》上映，到了最激烈的锦州战役部分，几位解放军指战员的桌子上放着一瓶怡宝纯净水，大星到现在都记得当时的弹幕：
同志们打仗这么辛苦，喝瓶怡宝怎么了？
从成立之初起，华润就是内地和香港的“桥”。 虽然怡宝要到40多年后才诞生，但解放战争中的广大指战员，很多都用过华润运来的物资。
漫威电影《黑豹》里有句台词：
智者将建立桥梁，而愚者则建立高墙。
1973年，华润收到上级指令，需要采购47万吨砂糖。他们去找了多年的老朋友， 马来西亚籍“亚洲糖王”郭鹤年，告诉他，国家缺糖，很缺糖。
郭鹤年说你们别再往外说了，消息走露的话，国际糖价最少上涨两成。他带着华润的人跑到伦敦砂糖交易所买了26万吨的砂糖看涨期货，然后才在世界各地收购砂糖现货。
果然，国际糖价应声暴涨，华润适时抛出了手里的期货。这笔交易，不但让国家得到了急需的白糖，还额外赚了240万英镑外汇。
事后，郭鹤年问当时华润的五丰行业务主任林中鸣，你们不是最后的买家，按行规我应该给你佣金，你要不要？林中鸣说要，给国家。
多年以后，郭鹤年说：
假如我是爱祖国，他比我爱祖国一百倍。
凡事过往，皆为序章。
最近，华润集团过去80年发生的故事都汇聚成了一部大型文献纪录片——《润物耕心》，每周六在凤凰卫视中文台首播，凤凰网及客户端同步更新。
这不仅仅是华润的历史，更是中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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