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七晚上十点，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把公司高管全叫起来，在微信群里开了一个语音会议，他语速急迫：
我刚回了钟南山的电话。
在电话里，钟南山表示认同华大用混样方式做人群普筛解除恐慌的方案，要华大尽快设计实验方案，出初始数据。
钟南山和汪建，两位“非典”成名的老兵，在十七年后，又走到了一起。一个是战“疫”正面战场最重要的旗帜，一个是敌后战场的中坚力量。
初七这天，最重要的新闻是：
核酸检测的权限，从疾控中心下放到具有核酸检测能力的医疗机构。
在此之前，武汉领导承认，全市检测能力哪怕满负荷运转，每天也只能检测2600 例。在距离武汉一小时车程的咸宁，只有一家定点医院能做检测。甚至有人说：
核酸检测能力不足，是新冠肺炎早期爆发的主要原因。
敌后战场，正在不断吞噬着前线的有生力量。疑似病号无法入院；恐慌越来越严重；前方医护人员成建制地倒下；很多检测人员连轴工作了十天，实验误差和人员感染的风险越来越大。
即便这样，许多人到死也没有等来确诊的机会。
核酸检测权限的下放，可能是这场战役最关键的决定之一。
汪建在大年初六中午在其同名微信公号专门发文倡议：
把精准检测与诊断提到与临床抢救同等重要的位置。
汪建的呼声，最终还是成为了现实。钟南山不知道的是，他给汪建打电话的时候，汪建已在武汉6天，期间一直在咳嗽，一度还做了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助理的包里给他备着：
奥司他韦、阿比多尔。
同一天，武汉作家方方也在她的日记里，写了久违的四个字“阳光灿烂”。
钟南山和汪建是前后脚到达武汉的。钟南山挤在高铁的餐车一角，从广州赶往武汉的照片刷屏的时候，汪建给国家卫健委写了一封请战书，请求他们批准协调铁道部门，安排华大人员进入武汉。
而他自己则马上从深圳出发，到长沙倒车，于大年初二上午抵达武汉。下火车不久，他就把武汉的同事们召集起来开会，要求他们迅速达成两个目标：
检测能力要达到1万人份/天
诊断试剂生产能力达要到10万人份/天。
因此，他才敢在一次会议上，在湖北领导面前拍了胸脯，只要给华大支持，检测能力就能做到：
2月3日起每天1万例；
2月5-10日起根据需求达到每天10万例。
仅仅五天之后，武汉市政府委托华大基因等机构共建的“火眼”实验室正式启动，每日可检测万人份样本。为就诊病人诊断，高危人群排查，提供精准的判断。
很快，“火眼”实验室也在深圳等其他城市建立了起来。
从2月11日开始，武汉和湖北领导有底气下达命令，对疑似患者的核酸检测“清零”计划。
2月23日，是武汉封城整一个月。武汉终于宣布，能够实现“日清日结”。核酸检测，再也不是拦路虎了。
此时，汪建呆在武汉，已经近一个月了。敌后战场的胜利，让正面战场也正式进入围剿阶段。
老兵的定海神针作用，李云龙在《亮剑》里面说过了。这位大别山编筐小能手、陈赓大将知名舔狗对借来的俘虏兵质量表示不满：
我想要的是原来那些兵，那些从八年抗战滚过来的老兵。
2003年的非典中，钟南山院士因为敢说真话而一举成名。当时，汪建也去了广州，却迟迟拿不到一份SARS患者的血液样本，很多研究机构都在抢SARS病毒测序的第一功。
这位当时已经快50岁的科学家急了，在一个会议上当面炮轰大家“各自为政”。
最后，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终于拿到了样本，虽然只用了十几个小时就完成了测序。然而还是比美国同行晚了4个小时，汪建在之后的多年里都耿耿于怀：
凭啥不信自己人？
据报道，后来华大基因捐赠30万人份的SARS病毒酶联免疫试剂盒，当时的价值在3个亿左右。
距离非典，已经过去十七年了。钟南山院士每天都要跑步，做力量练习。汪建也没停止健身，坚持不坐电梯，长年步行爬楼梯和爬山。
十七年来，他们时刻准备着，战“疫”来了还要出征。
2月20日，中国驻日使馆宣布：通过华大基因和深圳市猛犸公益基金会，向日本捐赠了一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网友替华大基因热烈地讨论了应该写哪句诗的问题，“出入无疾，朋来无咎”、“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作为创始人，汪建挺淡定：没来得及写诗，行动也算吧。
那天是他在武汉的第2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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