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鬃烈马




2002年8月21日,瑞士ABB集团总裁受到上海领导的接见,领导的陪同人员中出现了一位沈姓的民营企业家。


外经贸委的官员对新华社记者说:过去参与经贸外事会见的人员,除了政府领导,就是国有大企业的负责人。


私营企业老板的加入,说明政府对私营企业的重视,这类企业的地位又有了新的提高。


改革开放24年后,民营企业家的地位终于得到了承认。


几个月前,总理到浙江考察,临时改变路线,去看了国内民营企业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


第二天,总理到了台州,一位民营企业家抱怨说:现在许多银行觉得给国企贷款出了风险责任轻,但民营企业贷款出了问题就大了,所以不乐意给民营企业贷款。


总理回北京没多久,“民营企业家”就成了一个热词。


浙江的领导说要把民营企业养得香香壮壮的,天津市政府也说,要把企业家当老大。


青岛发文件让公职人员要大胆开展工作,积极与企业家接触交往,去参加企业的年会。而一年多以前,中纪委的领导刚刚表示要“斩断官商勾结的利益链条” 。


甚至连泰康人寿陈东升都站出来,把自己称为民营企业家,他说:


我们是这个社会的根本和基础。


曾经的江苏首富在被监视居住了四年之后,前不久回到了南京。几位消失的富豪,未来将会依次露面。


最高检与最高法几个月内密集发声。最高法流动法庭到了东北,将20年前被判诈骗罪的沈阳企业家赵明利改判无罪,返还罚金,后续还会有国家赔偿。


2008年,浙江的官员们就已经不谈私营企业,只谈中小微企业了;十几年过去了,“保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口号又出现了。




1




几个月前,你包叔去福州,被胡建朋友拉去一个看起来很新的街区,福州人把这里叫上下杭,他说这里是:


闽商的发源地,是胡建商人的圣地。


这里因码头而兴起,是近代福州的CBD,但后来商人流离,逐渐衰落。


几年前,开发商融信花巨资拿下这个旧改项目,答应了政府很多条件,包括保留和修缮大批遗留建筑。现在,它叫海月江潮。


上下杭区域的建筑大多来历不凡,民国时期,福州四大富豪中,有三位把家安在这里;十大富豪中,八家住在这儿。


不上民国福布斯,都不好意思和邻居打招呼。


这一带最著名的商人,当然还属东南亚华侨首富胡文虎。在抗日战争中,胡首富捐款千万,是全国最多的。


胡文虎靠卖万金油在二战中发了横财,回到老家胡建后,在上下杭地区开了药店、报社,修建了医院和学校。老一辈的福州人说“胡文虎在上下杭脚毛掉几担”。


胡建建筑和胡建商人一样,外面看着是不起眼的灰塑图案,但内部都是以壕为美,不惜工本。闽商住宅的高峰,是距离 “海月江潮”几百米外的采峰别墅,福州最著名的私家建筑之一。


采峰别墅的主人杨鸿斌卖饼出身,有一次他上船卖饼,结果随船“漂”到海外,最终在马来西亚成了大富豪。


今天的胡建商人喜欢说,几百年前,他们是第一海商。胡建的一位学者则认为:


海商是一帮政府的弃民,在实行海禁的政府眼中,他们永远是走私者。


说白了,就是倒爷。


既然是倒爷,肯定不会因为贷款慢一点,利率高一点,员工工资和企业税费比以前高一点,就哭诉说为什么和庙堂只能谈恋爱,不能结婚;就肯定不会年纪轻轻,就吵着要退休。


陪同你包叔参观采峰别墅的朋友说,杨鸿斌这就是典型的胡建商人,天不怕地不怕,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


这时旁边年轻导游的声音飘来:


杨鸿斌特别胆小。政府修复采峰别墅,在厨房、天井、防火水缸下、卧室甚至鱼池里,找到了很多密室的洞口。




2




住在“海月江潮”里的新闽商们,不会知道修整上下杭的艰难。


1984年3月21日,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企业家向政府成功伸手要权。


在福州开会五十五位厂长经理们联名给当时胡建省委书记项南致信,呼吁给企业“松绑”放权。


这份信当天就放到了项南的办公桌上,他亲自加了编者按,发到了第二天《胡建日报》的头版:


要把捆在他们身上的绳索解开,让他们前进,让他们发展,让他们起飞。


松绑放权很快在全国推广。这被看作是中国企业改革的先声,写入了中国现代公司史的第一章。


日后,这次上书会被一次一次提起,尤其是在历史的转折时期。


那是一次甜蜜的改革,居庙堂之高的人忧民,处江湖之远的人在忧君,还有比这更和谐的画面吗?


当然,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这一切其实是在胡建主官项南的默许和鼓励之下完成的。


上书的两天前,项南在胡建省人大说,放权是一个重大的改革。这才有了两天后,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黄文麟号召大家上书。


他亲自起草了信件,并亲自驱车把这封信送到项南办公室。


一曲借厂长经理之口唱出的双簧,就此传为佳话。


项南当然没有预料到,没多久,他自己的命运会被“松绑”了的企业家们改变。


一年半后,《人民日报》突然曝光胡建晋江假药案 ,晋江县陈埭镇涵口村的村镇企业将白木耳饮料假冒为感冒冲剂,还仿造药政批文号,向全国推销。


尽管项南迅速处理了造假的企业,并一再强调:


乡镇企业这枝花上长了虫,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捉虫护花”。


但中央调查组最终来到胡建,项南公开做了五次检讨,依然被调离岗位,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一个改革的先锋人物就此陨落。


在离任前几个月,老书记项南大概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他说过自己就好比是一个新疆姑娘,满头的“小辫子”让人家抓。


项南在胡建的五年结束了。


从北京出发到胡建赴任前,领导在怀仁堂约见他,说组织派你去,就是因为你是胡建籍,熟悉胡建。项南说:


我从小离家,胡建话都不会说。


就是这位被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夹在中间的人,在胡建干了很多今天看来依然是冒险的事情。


章奇和刘明兴两位学者认为,边缘人反而更容易走群众路线,因为他们意识到,在现行框架内,要保证自己的生存,就只有更紧密地依靠群众的支持,而不能指望从上级获得庇护。


这也是文革之后,浙江经济活跃度领先全国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只是资源禀赋匮乏的胡建商人,比其他人走得更远了一些。




3




1986年3月19日,项南到了晋江陈埭镇涵口村,村委负责人内疚地汇报了假药案的查处。项南得知还有13万元公共积累被作为赃款扣留,对新省委书记说:


如果这笔钱确实有账可查,就不应该扣留。


这是他在胡建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改革和开放带来的巨大政治压力和风险,被小部分人默默承担了,项南是这样,日后的海南的雷宇也是这样。


他们都成了那个代价。


回望历史的时候,人们会理所当然认为,自上而下的雨露会庇荫每一个人,但其实,决定命运的,更多的是小气候。托马斯·奥尼尔说:


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怎么对待国营和民营企业,其实项南早就提出过明确的标准。


陈埭镇闹出假药以前,一直顶着乡镇企业的争议,项南去陈埭镇去安抚人心,说:


我们限制什么、反对什么,主要通过税收、信贷和工商行政管理来实现。


他可能没有想到,三十年后,还会有人用血统来区分企业。


你包叔见过的胡建商人,都有着极强的求生欲。有人费尽心机参加阅兵观礼、有人上春晚献国宝,在一位胡建企业家在厦门的办公室里,你包叔第一次见到了所有领导人的墨宝。


你包叔的好友兽爷曾经说过,中国市场经济征程比长征还要波澜壮阔。长征中有牺牲的、掉队的、病死的和叛变的。


剩下的人,才可以进工商联,可以入选“中国改革开放100人表彰名单”,可以住在融信“海月江潮”里。


想要和别人并肩而立,胡建商人要跨过更多山和大海。


假药案爆发的时候,领导和项南说“该抓就抓,该杀就杀”。你包叔查了下,当年晋江假药案中那几位被抓的村民没有被杀头,出狱后做起了建材、贸易和鞋材生意。


项南之后的胡建,已经是民营经济的高地。胡建民营经济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长期高于被视为商业重镇的浙江、江苏和广东。胡建的商会数量居国内之首。


假药案之后,晋江信用破产。没人愿意和晋江商人做生意,晋江人在火车和飞机上都不敢暴露家乡,生怕会被旁边的乘客排挤,连靠窗的位置都坐不到。


但是现在,晋江是全国前五的工业强县,有5万家民营企业,46个上市公司。


甚至连互联网行业,胡建人也是一条亮丽的风景线。最有潜力取代BAT的两家公司,都是胡建人创办的。


2014年的一场官司中,人们发现阿里巴巴把不和胡建莆田人做生意,写进了规章制度中。


2017年3月,郭台铭到莆田考察,听市长说他的好朋友孙正祖籍莆田。郭台铭不信,马上打电话向孙求证。


这位阿里巴巴的第一大股东在电话里承认:


我是个莆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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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爱包叔,顺手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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