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日在网上读到一篇节引文章，乃钱穆先生与其高弟余英时先生论学书简，前曾读过，再读更有体悟。特此推荐！
钱穆这样教余英时写文章：
编者按：两封（节选）钱穆先生写给已在美国读书的余英时先生的书简，其中一封是回应余先生所写《汉晋之际士的新自觉与新思潮》初稿的，除了论及文章本身的问题外，钱先生还说到了怎样写作学术文章，对先哲与时贤之为文特点都有所点评，很有生趣，在今天同样不失参考意义。
此信写于1960年5月12日，其时钱先生正尽力写作《论语新解》初稿，这里所引，截头——专门就余先生所寄文章的回应，去尾——相对私人间的问候与惦念，所剩即为学与为文的内容：
关于撰写论文之体例方面，穆别有几项意见，供弟采择：一、在撰写论文前，须提挈纲领，有成竹在胸之准备，一气下笔，自然成章。弟之原文，似嫌冗碎软弱，未能使读者一开卷有郎然在目之感，此似弟临文前太注意在材料收集，未于主要论点可以沉潜反复，有甚自得之趣，于下笔时，枝节处胜过了大木大干，此事最当注意。二、弟文一开始即有近人言之已详可不待再论云云，此下如此语例，几乎屡见不一见，鄙意此项辞句，宜一并删去。三、附注牵引别人著作有一零七条之多，此亦是一种时代风尚。鄙意凡无价值者不必多引，亦不必多辨，论文价值在正面不在反面，其必须称引或必须辩白者自不宜缺，然似大可删省，芜累去面精华见，即附注亦然，断不以争多尚博为胜。四、正文中有许多枝节，转归入附注，则正文清通一气，而附注亦见精华，必使人读每一条注语，若条条有所得，则爱不释手，而对正文弥有其胜无穷之感，万不宜使人读到附注，觉得索然少味，则专减却其先读正文之影响。何者宜从附注转归正文，何者宜从正文转归附注，何者宜直截割爱，何者宜加意收罗，当知正文附注只是一片文字，不宜有所轻重。
鄙意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近人论学，专就文辞论，章太炎最有轨辙，言无虚发，绝不枝蔓，但坦然直下，不故意曲折摇曳，除其多用僻字古字外，章氏文体最当效法，可为论学文之正宗。其次是梁任公，梁任公于论学内容固多疏忽，然其文字则长江大河，一气而下，有生意、有浩气，似效太炎各有胜场，即如清代学术概论，不论内容，专就其书制言，实大可取法。近人对梁氏书似多失持平之论，实则在“五四”运动后梁氏论学各书各文均有一读之价值也。其次陈援庵，其文朴质无华，语语必在题上，不矜才，不使气，亦是论学文之正轨。如王静庵则为文有大可议者，当知义理考据文章，义各有当。静庵之文专就文论，不在章梁之下，而精洁胜于梁，显朗胜于章，然其病在不尽不实。考据文字不宜如此一清如水，繁重处质以轻灵出之，骤读极易领略，细究实多罅漏。近人宜此讥任公，不以此评静庵，实则如言义理，可效王氏，若言考据，不如依梁较合。又如陈寅恪，则文不如王，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至三四始为可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字所宜。穆前读弟讨论陈氏所作关于《再生缘》一文，甚为欣赏，当时即觉弟不仅能发表陈氏之内心，即弟之行文，亦大有陈氏回环往覆之情味。然此种文字，施于讨论《再生缘》、《红楼梦》一类，不失为绝妙之文，而移以为严正之学术论文，则体各有当，殊觉不适。弟此一论文就穆直感观之，似受陈君行文之影响实大，此或穆一时觉其如此，弟或不在下辈前有此意想，然弟文之芜累枝节，牵缠反覆，颇近陈君，穆亦有意为弟下笔删去十之三四，而弟文所欲表达者，可以全部保留，不受削减，并益见光采，此层大可留意，不知弟以为如何也。胡适之文本极清朗，又精劲有力，亦无芜词，只多尖刻处，则是其病。穆此条只论文字，不论内容，弟谅不致误会，然文字亦大须注意。
上所论者乃大体，此一条乃论文之字句章节，与文体略有辨。穆平常持论，为学须从源头处循流而下，则事半功倍，此次读弟文时时感到弟之工夫，尚在源头处未能有立脚基础，故下语时时有病。只要说到儒家道家云云，所讨论者虽是东汉魏晋，但若对先秦本源处留有未见到处，则不知不觉间，下语自然见病，陈援庵、王静庵长处，只是可以不牵涉，没有所谓源头，故少病也。弟今有意治学术思想史，则断当从源头处用力，自不宜截取一节为之，当较静庵援庵更艰苦始得耳。陈寅恪亦可截断源头不问，胡适之则无从将源头截去，此胡之所以多病，陈之所以少病，以两人论学立场不同之故。弟今采取之立场，则万不可截去源头者，此层盼试细思自可得其意。弟之才性，为文似近欧阳，不近韩柳，盼多读欧阳公文字，穆于欧阳公，常所深契，然韩柳境界万不宜忽，欧阳不从韩公入门，绝不能成欧阳也。清代文字，最盼能读《碑传集》。弟之文路，多看《鲒奇亭集》为近，自全祖望上参黄宗羲《明儒学案》各家之序，此是绝大文字，以黄全为宗，再参以清代各家碑传，于弟此后治学术思想史行文，必有绝大帮助。治学当就自己性近，又须识得学术门路，穆前举叶水心、王船山两家乃参考其意见，至于行文，弟似不宜学此两家耳。弟之行文，似是近于清深喜往覆之一路。弟近洪，不近龚，此两家亦多妙文，未有深于学而不长于文者，盼弟能勿忽之。
下面一封信根据书中说没有具体日期，推测当写于1950年5月底6月初，余先生自言这两封信对自己有“振聋发聩的震撼力”，可见其中意见多么值得细思量，以下依旧是节选：
细思弟文缺点还是行文方面，作考据文字较易，作阐述文字较难，专从一点说之易，而兼综并包者难，有芜累处，亦有阐发未尽处，有轻重详略斟酌不尽，有头绪条贯组织未善，此皆在作文工夫上。昔崔东壁有意作考信录，因从头专读韩文三年，此事大可思。关于附注体例，盼仍再看前书，鄙意并非不要有附注也。治学必求有所入，先有了根基，由此逐步扩大融化。弟在此大部时间治西史，尤注意思想史方面，此亦一基址，断不会工夫白化。此后唯须宽其程限，紧着工夫，却不宜先有顾虑。《庄子》一书必须诵郭注，郭注虽非《庄子》之正解，然其书实宜精读也。经学亦不必畏难，《诗经》可先看朱子，《易经》兼看伊川，《左传》与《小戴礼》必读，唯《尚书》《仪礼》不妨搁下不看。清人治经须读乾嘉以前，虽有未精，然元气淋漓，乾嘉以后便趋琐碎，不妨先看阎百诗《古文尚书疏证》，胡朏明《禹贡锥指》，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读过此等书始有气魄写大部专著，否则总是零碎文字，不能成大著作。古人精神，必能兼顾到全书，决不草草，多读自见。总之勿心慌，须以安闲沉着之心情读之，读一书自可得一书之益，只积三五年工夫，便可确立基础矣。拙著《近三百年学术史》，盼细读。又《龠篇》诸篇，虽篇幅不多，亦须精读，为学门径与读书方法，穆之所知，已尽此两书中。以弟明快之姿，上了道路，即可深造自得，不烦常有人指示也。